如果记者不问，李昌平也不太会主动提起他在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当村官以及给朱镕基总理写信后的那些遭遇，现在他津津乐道的是六年来在香港乐施会从事的农村扶贫实践工作：“这几年来，农村跑得比较多，西北、西南、中原各地的农村都跑过，看的地方多了，就有一个与以前不同的视角。”而因为乐施会是一个国际机构，他因此也有许多机会去日本、越南、朝鲜、印度等国家交流。

 

独特的经历、更加开阔的视野使得李昌平的新书《大气候：李昌平直言“三农”》有着其他研究“三农”问题的图书无法比拟的优势。正如学者丁东所说：“李昌平的文章在中国是独一份儿，别人替代不了。书斋里的学者，读再多的书，写不出他那样的文章；基层官员不读书，不研究，也写不出他那样的文章。”

 

确实如此，与大多数研究“三农”问题的人不一样，李昌平身上集中了四种身份：他曾是农民，出身农民，有深厚的农民情结，他的父母亲也还在农村居住，每年都得回到农村的家；他曾是官员，在中国最基层一级的政府、直接与农民打交道的乡镇政府连续担任四届乡镇领导，有17年的农村官员实际工作经验；他是NGO的工作人员，曾经在香港乐施会从事了6年的农村扶贫实践工作；他也是学者，没有人怀疑是李昌平的呼吁让更多的中国人关注“三农”问题，现在他在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员，依然常年在农村摸爬滚打。

 

李昌平说，目前我国对于“三农”问题的表述有四套话语体系——农民话语体系、官方话语体系、NGO话语体系和学者话语体系，而这些话语系统相互之间是不能融合，有误解和摩擦的。而他的优势，则是对这四套话语体系都懂得、都熟悉。

 

带着学者和学生到农村进行田野调查，李昌平常常会发现在许多问题上学者与农民、与基层官员无法沟通，“我们国家对西方的话语体系传播得非常清楚，国际接轨得很快，但是我们国内的几套话语怎么接轨？如果一个国家，这几套话语体系都相互不融合，交流这么困难，那确实是一个大问题。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把这几套话语做更多的交流和沟通。”

 

李昌平把自己这几年来写的文章整理出来做成《大气候：李昌平直言“三农”》这本书，也就是尝试让不同身份的人在这几套话语体系里能够交流与沟通，李昌平说：“作农村问题研究的人，不管批评我也好，赞成我也好，看完这本书以后，也许会重新思考很多问题。”

 

有大学教授对自己的学生说，“作农村问题研究，先把李昌平的书读完再去作研究，可以少走很多弯路。在书本上、学院里接受的一套话语体系，可能就把你的许多观念固定了，而李昌平这么多年熟悉的农村那一套话语体系，是你所不熟悉的。看完了他的书再作研究的时候，你的观点就会比较均衡一点。”

 

 

在新书中，李昌平提出的“李昌平难题”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

 

“李昌平难题”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一组数字。

 

从1978年开始，历经30年的城市化，按户籍来算，农民从7亿多增加到9亿多；截至2008年底，中国总人口为13亿多，户籍为农民的有9亿多；如果中国城市化水平达到如某些发达国家那样只剩10%的农民，那么在现今已有1.3亿左右的农民工的基础上，中国还需要安置8亿农民成为农民工或市民；全球发达国家人口总和不足6亿；而中国、印度与东南亚国家等这些发展中国家“搞制造”的人口总和已经达到数十亿。

 

“李昌平难题”就藏在这组数字里。站在中国的角度思考，中国必须让农民尽快尽多地变为工人或市民，否则中国的农民问题很难解决；站在全球的角度思考，中国农民转变为“农民工”（工人）越多越快，全球性的“中国制造”过剩就越严重，中国的“农民工”就会越“制造”越穷，这样一来中国的“农民工”问题就越来越严重。

 

因此，问题能简化成：假如中国不减少农民，农民问题会越来越严重，中国不可能现代化；假如中国减少农民，将农民转变为 “农民工”越多，中国也不可能实现现代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学术委员会委员陆学艺评价道：“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特别是在中国应对金融风暴，要加快‘出口拉动型’、‘外向依附型’经济模式转变的时候，更有意义。”

 

关于这个问题，李昌平坦言：“这个难题只是外向依附型经济道路下的中国难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一定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书中我并没有提供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我只是想把这个问题放在这里，供中国的知识分子来思考，把大家引入一个更深的层面来讨论这个问题。”

 

 

2002年出版的《我向总理说实话》曾经刺痛了许多人的良知，书中的一个个真实的故事让读者扼腕、流泪。“《我向总理说实话》这本书是想把农村的问题摆在世人面前，引起大家的重视，那本书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李昌平说，而《大气候：李昌平直言“三农”》则是在思考农村问题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一些，“这本书里面有一些文章就是把这些问题摆出来，让那些搞农村问题研究的人有一些反省。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打破一些人心中固有的观点，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来讨论，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有价值的研究。”

 

“尽管这本新书没有《我向总理说实话》那样生动曲折，惊心动魄，但作为一本言论性的图书，作者的声音还是十分值得关注的。”丁东说，“我们国家有些农村政策，在实行中走样，有些好的愿望在实行中没有收到好的效果。李昌平对这些问题非常敏感，而且他提出的问题都是从底层出发的。除了有基层工作的经验，除了有对农民的同情和关怀，同时也有理论，有国际视野的比较。他每次发出声音，让人都觉得很有特点，很值得关注。他提出的观点也许不是所有人都赞同，但是不可忽视，不能回避。”

 

李昌平喜欢引用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讲农村研究问题时说过的话，有“研究农村与在农村作研究的区别”，李昌平说：“研究农村与在农村作研究，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费孝通提倡我们在农村作研究。这本书就是把我自己放在农村里面，在农村中间立足农村来谈发展农村，怎么使国家的政策更加利于推动以农村、农民、农业为主体向前发展。”

 

在这本书中，李昌平十分强调对农村问题的整体思考。李昌平说：“农村是一个自治体，是一个整体，它的土地、财产、公共设施、治理结构等等，都可能有它自己独立的相互联系的整体性。现在很多人研究“三农”问题，是从某个侧面某个领域来研究的，可能在你这个领域是对的，但是对于整个农村的整体发展来看是不对的。”

 

这些年来，外出打工的农民工越来越多，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农村问题，“如果我们把农民工的收入归入工人阶级里面去，不统计到农村，那农民的收入肯定是下降的。但是农民工本来就是属于工人阶级，现在把工人阶级的收入统计到农村，既掩盖了农民问题，又掩盖了工人问题。几亿农民的收入从哪来？这是应该考虑的问题。”谈到这里，李昌平的话语沉重起来，“在城市里研究农村问题的人，往往从某个侧面去研究农村，从他所熟悉的概念去研究农村，从自己评职称的需要研究农村。可假如我们在农村，我们立足农村发展探索农村道路，可能你会从整体上思考：土地制度应该怎么安排？金融制度应该怎么安排？农业产业化的制度应该怎么安排？粮食政策应该怎么安排？新农村应该怎么规划怎么建设？”

 

 

李昌平的办公室在北京市朝阳门的一栋写字楼里，从窗口望出，是这块金融宝地上鳞次栉比的高楼。身着休闲衣裤的他坐在电脑椅上与记者聊天，办公桌上小巧的笔记本电脑后面放着一个黑色的双肩背包。在北京生活了多年以后，曾戏称自己是“农民工”的李昌平，无论是在衣着上还是在生活方式上都已经不知不觉融入了这个城市。

 

然而农村却是他永远的根，他说，父母还在老家，而且自己将乐施会西部扶贫的“社区发展基金模式”在老家做了一些实验，他也常常会回家对实验做一些观察和总结。

 

“中国这么大，农村发展也极不平衡，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殊性，可能也很难找到一个统一的方法或模式。但是我还是会继续写下去，将来要写书肯定是要更系统一些，一本专门写土地，一本专门写金融……”这本书刚刚出版，他已经开始了下一部作品的写作规划。

 

不知道当年那个在黑夜里奋笔疾书的乡党委书记，他的峥嵘性格在岁月的磨砺中是否有所消减；但不用怀疑的，是那一份真诚，那份不会更改的为农民着想的立场。

 

 

自《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2002年1月问世至今，在很多场合，朋友介绍我的时候一般都这样说：这位是《我向总理说实话》的作者——李昌平先生。我经常被一些大学和基层政府请去给学生和基层干部作关于“三农”问题的报告，在报告的互动阶段，会有很多人说：昌平老师(同志)，你的《我向总理说实话》是我们了解“三农”问题的必读书。最近几年，国内外向我求赠和求购《我向总理说实话》的朋友太多了，我以前在地摊上购买的600本盗版书，也只剩下1本了。社会上对《我向总理说实话》需求还很大，特别是与“三农”问题相关的大学、科研机构的师生和政府部门、基层组织的工作人员，还有很多想了解中国、研究中国的外国人，依然视《我向总理说实话》为必读书之一。

 

决定再版《我向总理说实话》之后，出版社曾要求我对原书稿作一些调整，考虑再三，我觉得还是保持原来的样子好。因为真实。

 

《我向总理说实话》2002年1月出版以来，正好赶上中央将“三农”工作提升到“重中之重”的位置上来，特别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为了总揽全局的头等大事。这些年，中央解决“三农”问题政策的含金量有了很大的提高，基层干部群众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也迈出了很大的步伐。有很多读者特别希望看到我对2002年以来的“三农”政策和“三农”状况做出的评价，为了满足读者的愿望，在《我向总理说实话》再版之际，我的新书《大气候》也同时出版了。

 

将《我向总理说实话》和《大气候》两本书对照阅读，也许会更有利于读者认识“三农”问题。

 

（摘自《我向总理说实话》再版前言）

 

《我向总理说实话》（新版），李昌平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3月出版，定价：35.00元

 

《科学时报》 (2009-4-2 B1 读书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