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曼手札——不休止的鼓声》，[美]R. P. 费曼著，[美]米雪·费曼编辑，叶伟文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9月出版，定价：45.00元
上海交通大学江晓原教授和清华大学刘兵教授都曾在大学求学的时候读过《费曼物理学讲义》。在《费曼手札——不休止的鼓声》出版后，本报记者采访了他们，在与两位科学文化学者的对谈中，除了赞赏费曼这位伟大物理学家的人文情怀，更多的是关于科学与人文的思考以及对公众理解科学的期待。
上世纪80年代，我国物理学专业的大学生可能曾为影印版的《费曼物理学讲义》所深深着迷，这是来自美国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理查·费曼原汁原味的课堂讲义；而近些年来，我国陆续引进出版的《别闹了，费曼先生》、《你干吗在乎别人怎么想》这两本传记性质的作品，书中用一个又一个有趣的小故事为读者塑造出一个幽默、有个性的科学家形象。
最近，由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费曼手札——不休止的鼓声》却是通过信件这种特殊的方式，透过这些泛黄的纸页，为读者展现这位科学顽童一段历尽沧桑的人生，以及历尽沧桑后依然高贵真挚的心灵。
这本书的起源是2004年，加州理工大学把费曼的档案交给他的女儿米雪。米雪在整理父亲档案的时候，被其中的信件迷上了，因为信件展现出写作者思路清晰、体贴、谦虚、风趣而又迷人的魅力。
于是，米雪选出415封信和家藏的照片编辑成这本书，她在前言中写道：“关于我父亲的书很多，不过那些书都取材于口述的资料。但现在你看到的这本书，都是他亲笔写的信，这些信自己会说话。这些信综合起来，展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费曼的特质。在某种程度上，写信比谈话更深思熟虑，充分展现出一种自信和亲切的情绪。”
费曼的抽屉里，常年摆着一封从未寄出的信。信纸泛黄破旧，因为费曼经常拿出来展读。那是他在妻子阿琳过世一年后，写给亡妻的信。信末写道：“请原谅我没有寄出这封信，我不知道你的新地址啊！”
从费曼写给第一任妻子阿琳的信中，我们可以勾勒出他年轻时甜蜜浪漫的爱情故事，而且可以隐约了解他早年参加原子弹研制计划时的生活。而在费曼写给他母亲的信中，我们又能读出他的独立与孝顺……编者把来信和回信放在一起，为读者作好了清楚的交待。此外，由于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和得到诺贝尔物理学奖都是很重要的主题，于是米雪也把与这两件事相关的信件整理在一起，编成其中的一章。书中的信件基本上是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读下来仿佛是跟随费曼走过了他传奇而真挚的一生。
个性飞扬的书信
《科学时报》：关于费曼的书国内已经出版了五六种，在其中，这本《费曼手札——不休止的鼓声》的可读性如何？
江晓原：我比较喜欢这本书。在已经出版的费曼的图书里，这本书是最好看的之一，另一本是《这个不科学的时代》。《费曼手札——不休止的鼓声》有意思是因为这是他的信件。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写信并没有打算发表，因此会有很多真实的东西。再说读人家的私信，总有某种窥视欲得到满足的快感，特别是在这种信首次发表的情况下。
刘兵：信件确实是有能满足读者窥视欲的特征，但也不是所有人的信都好看，与写信人的个性如何有关。费曼的信里面有很多他处理的一些事情的内容，加上大背景，我们会很关心。比如说他请辞美国科学院院士，拒绝接受大家都很高兴接受的恩惠。这些都会很吸引读者来阅读。
我觉得这本书可能不如《别闹了，费曼先生》和《你干吗在乎别人怎么想》那么风趣，但是这本书有一种资料性的可靠，也不像费曼写的科普书那样具有科普意味。
江晓原：是的，写信人的个性也很重要。有个性的人，即使在信件中，也会流露出他的个性，有与众不同的地方。费曼即使在年轻的时候也在信中流露出某种自信，尽管那时候他也未必能意识到自己将会是如此杰出。
使科学在公众中拥有话语
《科学时报》：费曼作为一位科学家，在美国的公众中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的原因是什么？他在公众中的影响与卡尔·萨根相似吗？
刘兵：从科学传播的角度，费曼之所以在公众中非常具有影响力，有几个原因：第一，他的性格十分独特；第二，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科学家；第三，公众愿意接受他，还跟他是个适度的科学主义者有关。开明的科学主义者的这样一个背景，就构成了费曼能为广大的公众所接受的前提。
江晓原：他是一个很开明的科学主义者。例如，他对公众的演讲内容中有：我们怎样看待科学、科学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以及科学是怎么运作的。在他成名的时代，与萨根成名时已经有点不一样了，费曼在公众中走红时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反科学主义在美国的学术界有一定影响了。
刘兵：费曼适度地修正了公众对科学家的概念，他是从科学家的人格魅力、天性上修正的，而不是从科学的基本立场上，所以这样公众更容易接受。
江晓原：此外，他得到了如诺贝尔奖等很多科学的荣誉，这也是获得了承认的。100年来的美国，科学从公众的话语中逐渐退出，而费曼则是逆潮流使科学在公众中拥有话语。
刘兵：此外，费曼还有一些“公共知识分子”的味道。他甚至曾参与对航天飞机失事原因的调查，以及对中小学教科书的审查工作等，这都颇有“公共知识分子”的特色。而且在就公共事务发表观点这点上，有一点像爱因斯坦，在发表意见时我行我素。
科学家书信集的出版意义
《科学时报》：我记得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过一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米列瓦·马里奇情书集》。关于科学家的书信集，这方面图书的出版情况如何？
刘兵：在科学家的全集里，书信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另外科学家的书信还有一大类，就是科学家的科学通信和准科学通信，这一类我国出版的不多。以纯粹个人的形式出版的不多，这也与资料的积累、科学家名气的大小有关，否则也没有价值。毕竟能出现在公众视野里，让公众很感兴趣的科学家不多。
江晓原：我见过一本《文艺复兴书信集》，将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名流的书信往来，每个人挑了几封重要的信编成集子。这样的书也比较少见，主要原因也是考虑受众。爱因斯坦、费曼都是很有趣的人，因而他们的书信集也更有可读性一些。
《科学时报》：那么，这类图书的出版意义是什么呢？
刘兵：出版意义从科学传播的角度来说，它毕竟有可被公众接受的形式，是书信的形式，不是板起面孔讲科学，可以让公众从中了解科学家究竟是什么样的。信件不能起到传统的传播科学知识的作用，起到的是周边的作用，讲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的为人，科学家的性格等等这些东西。读者从中能学到一些科学的观念，一些人格上值得学习的地方。另外一点，这种图书对于研究者、传记作家来说，又是一个最原始的资料性的东西。
江晓原：中国古代编年谱，有些年谱里也会把重要的书信编进去。书信中有些价值，需要读者有一定的知识背景。不同的读者根据自己的知识背景和兴趣来看，会有不同的收获，这也是很好的。
《科学时报》 (2009-3-26 B2 科学 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