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徵画像

  

1619年，德国人邓玉函、汤若望来到中国澳门，从那时起，开启了中德之间科学技术与文化的交流。1628年，邓玉函和中国学者王徵编译了《奇器图说》，首次系统地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的力学与机械常识。

 

在“中德科技交流390年暨《奇器图说》出版381年纪念会”上，中外学者的话题像钟摆一样，在400年间的历史时空中反复。凝聚他们的话题的就是不久前出版的《传播与会通——研究与校注》。这本书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与德国马普学会科学史研究所伙伴小组合著，由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中德学者在人文领域合作，用7年时间解读了381年前出版的《奇器图说》，引起与会者极大兴趣及感慨。如同德国驻华使馆参赞哈克博士所说：“17世纪初，当邓玉函和汤若望与中国学者建立文化和科学交流时，肯定没有人会想到，科学技术的进步在21世纪将成为现代世界秩序的基础。”

 

 

17世纪初，在来到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中，利玛窦和汤若望等人的名声比较响亮。其实，在利玛窦之后，1619年，也就是390年前，德国耶稣会士邓玉函（Johannes Schreck, 1576~1630）与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到达澳门。二人与中国学者共同译撰了多部西方科学技术书籍。当时的他们只是将其工作视做是天主教耶稣会在中国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与之合作的中国学者则多是在儒家经世理念驱使下进行着引进西方天文历算及实用机械等对国家社会有益的事业。然而，他们的工作确实开启了中德学者直接科技合作的历史。

 

汤若望是明末清初在中国影响最大的耶稣会士之一，而邓玉函却无疑是当时来到中国的科学素养最高的西方人。弗莱堡大学保存的档案证明，邓玉函于1576年出生于德国锡格马林根（Sigmaringen）西北部的宾根（Bingen）。他是一位科学家、博物学家和医师，熟悉医学、数学、力学、天文学和植物学。他撰写过一部有关亚洲自然史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印度的普林尼》（Plinius indicus），该书将印度和中国关于植物及其药效的知识与欧洲药理学传统相结合。

 

400年前，即1609年，伽利略开始用望远镜作天文观测，开启了人类面向新世界的图景。1611年，伽利略在罗马公开展示了他用望远镜得到的新发现。也就在这一年的5月3日，在伽利略获得新发现之后的第8天，邓玉函也成为猞猁学院（Accademia dei Lincei）的成员。

 

邓玉函也是第一个把望远镜带到中国的人。1618年4月，邓玉函带着一架伽利略式望远镜，与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汤若望等传教士一起离开里斯本，向亚洲航行。1619年7月，他们到达澳门，带来了从欧洲征集的近7000册书籍，其中有很多重要的科学著作。

 

邓玉函首先向中国人介绍了欧洲的解剖学。1621年6月19日，邓玉函到达南京，一周后到杭州，1623年底到达北京。在杭州，邓玉函编译了《泰西人身说概》。而汤若望则于1626年，在中国学者李祖白的协助下撰写了《远镜说》。书中对伽利略望远镜作了详尽的说明。

 

1629年秋，邓玉函与意大利传教士龙华民（Niccolò Longobardi）应明末科学家徐光启之邀，赴新成立的西法历局工作，成为最早在中国政府机构任职的西方人，当然，也成为第一个在中国政府机构供职的德国人。他是系统介绍西方历法制定理论及方法的巨著《崇祯历书》的早期主持者及体例的设计者。

 

为了准备参与中国的历法改革，邓玉函曾多次要求伽利略在天文计算方面给予帮助，但他没有得到伽利略的答复。1627年，开普勒（Kepler）得知了邓玉函的求助愿望，决定帮助在华的传教士。大约20年后，波兰耶稣会士卜弥格（Michal Boym）将开普勒的《鲁道夫星表》（Rudophinian tables）带到中国。利用开普勒的工作，邓玉函的接班人汤若望、罗雅谷（Giacomo Rho）和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最终完成了中国的历法改革。

 

1630年5月13日，在利玛窦去世20年后，时年54岁的邓玉函死于一场很小的病。邓玉函的墓碑现在北京行政学院院内，他是第一个埋葬在利玛窦墓地中的耶稣会传教士。包括邓玉函到底是哪个国家的人，都是这次中科院自然史所与德国马普学会组成的伙伴小组共同研究的新成果，因为过去人们一直认为邓玉函是瑞士人。课题组的一项工作拉近了世人与邓玉函的距离，他们寻访了邓玉函在德国宾根的家乡，并为他生活时代的教堂拍摄了照片。现任宾根市长在书面发言中表示，他们即将“以我们这位著名先辈的名字来命名一座小学，从北京的传教士墓地翻刻他的墓碑，并树立于他当年受洗的教堂。在我们的宾根小城，邓玉函的名字将永远不再被遗忘”。

 

课题组的中方负责人、中科院自然史所副所长张柏春研究员介绍，也许是邓玉函去世得比较早，也加上汤若望历经明清两个朝代等原因，邓玉函的名字的确被忽略了，但他的确是来华传教的人中科学素养最高，也是中德开始科技交流的第一人。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没能找到邓玉函的画像或照片，就是说没有人知道他长得什么样。

 

 

王徵(1571~1644)是一位来自陕西皈依天主教的儒家学者，曾在地方政府和军队中任职。他是一位擅长制作机械、兵器的工程师，设计了多种机械，其中吸收了欧洲钟表的设计思路。他最早请耶稣会士到陕西传教，帮助金尼阁出版《西儒耳目资》。这部书提出了最早的用西文字母为汉字注拼音的方案。

 

1626年底或次年初，王徵在北京结识了邓玉函、龙华民和汤若望。根据王徵的请求，邓玉函和王徵合作译撰了《奇器图说》。书中引用了从斯蒂文（Simon Stevin）、圭多巴尔多（Guidobaldo de Monte）的力学理论著作到拉梅利的多种欧洲文献。邓玉函将阿基米德传统的力学理论与机械知识合编在一起，这在欧洲文献中是没有先例的。

 

就在第二年，1628年，南京人武位中在扬州首次刊刻了《奇器图说》。在课题组研究的该书的30多个版本中，曾有一个版本被收到四库全书中。巧合的是，本次出版的《传播与会通——研究与校注》一书也正是南京的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张柏春对《科学时报》记者表示，这实在是一个历史的巧合。381年前，一位来自德国的耶稣会科学家与一位中国学者在北京共同完成《远西奇器图说录最》，现在，一个由中国和德国的科学史工作者组成的研究组共同完成了《传播与会通——研究与校注》，对这部著作进行专门研究，并以此为基础展现17世纪中西科学技术交流的特点与意义。

 

这本书的设计、装帧之新颖与唯美让拿到书的专家学者为之惊讶。江苏科技出版社社长黎雪在纪念会上表示：“《传播与会通》作为一个非常好的选题，被列入凤凰传媒出版集团的重点图书，并为之投入了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出版社挑选了非常优秀的责任编辑和设计团队，该书的设计师也是连续两年获得中国最美图书的设计者。同时，在图书的纸张选材与封面印刷方面都下了很多工夫。”据悉，该书的出版也得到了江苏科技基金的资助。

 

该书分上下两编，上编是《奇器图说》研究，下编是《奇器图说》校注。与会学者、清华大学戴吾三教授对《奇器图说》校注部分表示盛赞：“我觉得《传播与会通》作了一个非常好的探索，尽可能地还原了书的原貌，并且又添加了注释者的注释，便于我们进行比较。书中上半部分采取了影印原书的方式，更给了读者一种如临其书的感觉。”

 

 

两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郑哲敏先生来开会时还带来了一本书：《近代力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书中有比较多的篇幅介绍了《奇器图说》以及一些评论。郑哲敏说：“应当说力学界对这段历史是有记载的。……这本书是邓玉函、王徵所作，这是我们力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所以很值得纪念。”

 

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史与科技管理学院副院长关晓武教授在发言中表示，课题组对于《奇器图说》影响所作的重要分析，以及对于整个中西交流之间的传播特点、局限以及意义等方面做的很多扎实的工作，是他最有感触的地方。

 

的确，上编《奇器图说》研究所展示的成果，正是这项研究的学术意义所在。正如马普学会科学史研究所所长雷恩所说：“我们深感欣喜的首先是印制精美的、以这种合作的一个原点为研究对象的《传播与会通——研究与校注》的出版。这部著作的核心组成部分为邓玉函和王徵合著的《奇器图说》，此书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传述了近代早期的力学知识。在过去的10年时间里，关于这部著作、其问世历程以及其影响，我们的伙伴小组付出了难以估量的辛劳。”

 

这项研究工作的目标为，通过具体的历史案例，更深入地达到对中国和德国这两大知识文化的相遇的理解。当源于一个文化圈的知识被传入另外一个文化圈时，知识将如何转化？在此过程中，特别就理论和实践的知识而言，是否存在着不同类型的知识传播方式上的差别？就其角色和意义而言，哪些文化观念在这种知识传播中一道被传播？而哪些文化观念在进入异文化时又发生了变化？在什么条件下，被传播的知识得以融入已经存在的知识系统？什么时候又简单地流失？中欧知识的相遇，对各自的文化造成了什么样的短期的或长期的效应？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其他的很多问题，在过去的若干年中，在马普学会和中国科学院合作的研究项目中，在由中西科学家构成的研究队伍中，被不断地探索和讨论着。很多问题，在今天的科学全球化的语境中，还在不断被提出。这些问题从来都不仅仅关乎技术层面，而是从来都与文化语境发生着关联。

 

张柏春等编著者在书中作过一个形象的比喻，说《奇器图说》中的知识就像一滴外来的“试剂”，滴入到中国传统科学知识体里面，让我们观察这个知识体的反应，由此思考这个知识体的特点。

 

合作研究显示，在邓玉函和王徵这里，西方知识和中国知识确实达到了某种超出他们同代人所能期望的会通。在他们的同代人那里，核心工作往往与实用的中国历法形式相关，而这应该说是一种直接诉诸实用目的的科学工作。与之相反，《奇器图说》是关于理论和实用力学的，对作者同时代的人们而言，这显得就是一项有乌托邦式的应用前景的基础研究。正是这种类型的研究工作构成了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前提，这一点他们并没有充分关注到。邓玉函和王徵恰如知识的探险者，超出了他们的时代。因此，从他们这里我们可以得到启迪，一种由好奇心所驱动的研究是何等重要，这样的研究，绝不仅仅是知识的原材料，而是文化的一个部分，这样，文化差别才能永远都同时成为形成新的科学视野的契机。

 

《科学时报》 (2009-3-19 B1 读书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