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课题申请的月份，科研人员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研究工作，大量填写课题申请报告，奔波于经费发放部门之间。
在外界看来，这似乎是中国科技界的一种普遍现象：每年国家对科技的投入不断增加，但科研人员还是难于专心研究，而是多申请项目多拿科研经费。
“从科研经费中提成发放劳务费不假，但为什么费了那么大的精力去做这件事，可大部分科研人员收入仍不高、生活状态不甚理想，这其中的深层次原因恰恰在于资源配置的不合理，以及其导致的有限资源恶性竞争的不良环境。”说到经费问题，中科院政策所研究员李真真无奈地对《科学时报》记者说。
不只是李真真，多位一线科研人员在不同场合纷纷表示：“身上背负的担子太重了。”他们呼吁：给科研人员多一些稳定支持，让他们集中精力去作研究，不要再整天忙着去申请项目。
从差额拨款说起
所谓差额拨款，是指国家财政只拨付给事业单位一部分经费，单位不同比例不同，大致上达到人员基本工资的60%或70%。目前，大部分科研院所都属于这一类型，高校则属于全额拨款。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提出科技对经济的贡献不够，将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概念引入科技界，国立科研院所由全额拨款改为差额拨款，鼓励竞争，允许研究所搞创收，弥补差额拨款带来的经费不足。
在高校，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虽然是财政全额拨款，但只保证高校的教学部分，科研层面同样需要去争项目。
为了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解决科研人员工资偏低的问题，国家有关部门曾出台一些规定，允许按一定比例从科研经费中提取少量部分发给科研人员。这部分提成，在当时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
这个政策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直执行到2005年左右。
“这一政策的制定，使得科研院所必须要开始自己挣出不足的部分。而正是这项政策，使绝大多数单位在使用科研经费时，存在不同程度的违规现象。”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科院研究所所长表示。
经费“黑洞”
实际上，随着科研院所离退休人员的增加和进一步改革，经费不足的“黑洞”正在逐步扩大。
以目前国家科研机构实行的三元结构工资制为例，即基本工资、岗位津贴和绩效奖励。差额拨款支付的70%基本工资，只占到人员支出中很少一部分，科研人员要拿到岗位津贴和绩效奖励，必须自己挣。
更为紧迫的是，科研院所拿到的财政差额拨款，不但要支付行政、科研的正常运转，还要发放越来越多的离退休人员工资。
“发放离退休人员工资的资金缺口就上百万元，一线的科研人员不但要养活自己，还要养活研究生和离退休的人员，我看到很多青年科学家身上的压力太大了，从来没有休息时间。”一位资深院士这样表示。
从2006年左右开始，这一状况有了明显的加剧，原因在于国家纵向课题经费管理制度的改变。国家规定，纵向课题不允许再从经费中支付人员工资，不允许有结余，不允许超比例地使用经费。这让每个课题组长、每个科研人员身上的压力顿时更大了。
当时，社会上的一种舆论改变了纵向课题经费管理制度：个别科研人员利用自身优势，大肆提取项目劳务费，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坏的影响。为了避免今后再出现这种现象，只有改变制度。
“这就让研究院所更加头疼了，因为没有配套措施的出台，一时间减少的那部分劳务费提成，只能靠多申请课题来弥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所所长给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一个副高职称的科研人员一年的支出成本在十几万元左右，一个基金项目一年也就是10万元左右，还养活不了一个人……”
政策困境
在现有的市场环境下，国家给科研院所的真正稳定支持是很少的，“严格计算的话还不到1/3”。几位研究院所的领导都这样表示。
在他们看来，突然失去的国家纵向课题经费中的劳务提成，变成了压在身上的一座大山。
“在科研机构中，当领导最大的压力是怎样对国家科技进步作出贡献，但好的想法确实受到多方面的制约。比如，人才队伍的建设，要稳定队伍，就不能不谈到收入问题。其中，资金的来源是最关键的。”
对于取消国家纵向课题经费中的劳务提成，他们都表示理解，“从财务管理上说，是对的”。但也凸现了一个问题：改革不配套。
“制定政策不能脱离实践层面，一定要有全面而深入的调研。不可否定的是，存在少数科研人员肆意提取项目劳务费，或把科研经费用于个人福利，产生了不好的影响。但是，毕竟做这种事情的占少数，可以通过加强规范和监管来避免这个现象，对违规的人给予压力，而不是把所有的门都关上。”李真真的表达更直白。
李真真表示：“总之，解决问题是必要的，但政策不能惩罚所有的人，尤其是那些占大多数的遵纪守法的科研人员。现在的政策等于是对遵纪守法的科研人员的一种惩罚，伤害了原本遵守规矩的人、诚实守信的人。所以，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应该考虑到不同人群的利益，考虑与之相关的社会成本。”
由于科研资源分配制度或方式存在诸多不合理的因素影响，现在科研领域形成并处于一种恶性或过度的竞争环境，这样一种文化环境已经伤害到科研合作。李真真认为：“现在，科研合作更多的是表面上的。或者说，合作成为了一种共同拿经费的手段，在一起申请项目、争取经费，经费到手后，还是各自为战。在研究层面上缺乏有效的合作机制，竞争的压力也使得科研人员之间缺乏学术信息和思想上的交流。创新的思想是在交流碰撞中产生的，没有学术交流和思想碰撞，就不可能有创新。”
过度的竞争环境将会出现更多的问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对科研诚信环境是种破坏和损害。所以，一个政策的出台要有更全面、慎重的考虑和后果评估。”李真真表示。
在国外，科研经费的配置方式及管理实际上是有差异的。比如，较之欧洲，美国的竞争性资源范围更广泛、占有量更大。另外，对不同的研究机构，国家财政支持的方式和额度也不同。
“比如，德国的马普学会是国立研究机构，承担的大多是瞄准国家需求、国家目标的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他们得到稳定的国家财政支持，比例大概是90%以上。我国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科技体制改革是从改革资源配置方式上开始的。看来，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对当前的资源配置方式进行重新审视和研究的时候了。”李真真说。
目前，我国的科研经费支出形式与美国更接近一些。两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王志新说：“美国的科研主要在大学，大学向教授提取比例较高的管理费，大约在50%～70%，所以各个大学也在不断‘挖’那些能争取更多项目的教授。”
能否打破僵局？
率先行动的是上海。
3月8日，上海市科委和市财政局联合出台《上海市科研计划课题预算编制要求的说明》，提高上海市科研课题中科技人员劳务费的支持力度，劳务费占课题经费总额的比例上限，由原来的15％提高到20％；软科学研究和软件开发类课题，劳务费的比例上限可达50％。这一举动旨在吸引更优秀的科技人才。
新一轮探讨迫在眉睫。
“既然之前的政策不配套，就应该反思如何来平衡。”李真真说：“要做到资源配置的合理，需要在科技界外部和内部都作大量的调查研究。在竞争和稳定之间找到平衡点，当然，这是一个动态的调节过程。”
项目申请程序和制度的透明化、薪酬的阳光化，这是很多科研人员的期待。
“总在说加大科研投入，这其中最应该加大的是对科研人员的稳定支持，不要让他们再为自己的工资发愁。”李真真说。
一些科研院所的领导也对记者表示，如果国家的稳定支持额度能翻一番，研究人员的生存状态和研究机构的经济状况就能得到很大缓解，是非常大的支持。“一部分稳定，一部分竞争，这才是合理的。”
当初在科技界引入竞争机制，就是为了发挥科研人员的积极性。而为什么不能把特别优秀的科研单位或团队“养起来”，是因为“首先，必须对科研的质而不是量，作一个真正的评估，要非常公正地评价，但这个环节太难了，不能做到这一步就很难走到下一步”。
在两会的讨论中，王志新也建议，国立研究院所的研究经费由国家按需要拨款，不应再自由申请经费。高校的基础研究经费中，应配备一定比例的管理费以及研究人员和研究生的工资（现有比例过低）。国立研究院所的研究人员和公立大学的教师待遇应由国家作相对统一的规定。
此外，建立公平、公正、合理的科研经费立项、申请、评审、考核机制。这也能避免现在少数“关系户”拿到较多的科研经费，而大多数人经费很少的尴尬。
“给科研更稳定的支持必须要提上议事日程。任何一个国家的版本都是不可能完全复制的，我们要靠自己探索出一套合适的科技投入和科研经费管理体系。”李真真恳切地说：“不能再出现有问题就‘一刀切’。政策制订不能盲目，一定要全局考虑。”
《科学时报》 (2009-3-17 A1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