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迹寺前春草生，沈园遗迹欠分明。偶然柱杖桥头望，流水斜阳太有情。”

 

1938年，身处沦陷区北京的周作人写下了此诗。同一年他在一则读书笔记中说道：“《东山谈苑》卷七，‘倪云镇为张士信所窘辱，绝口不言，或问之，元镇曰，一说便俗’。……云林居士此言，可谓甚有意思，如下一刀圭，岂止胜于吹竹弹丝而已哉。”但信奉“一说便俗”的知堂老人也有委婉自辩的时候，这一首诗便透露了他的些许心事。日本中国学家木山英雄在《北京苦住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中对此评析道：“‘禹的遗迹’这一话语本身在实际的合作行为面前也只能显出‘俗’的辩解味道。”抛弃官职、隐居避难的北大旧同事、著名书法家沈尹默曾以和诗的形式向知堂传达忠告，末联是：“斜阳流水干卿事，未免人间太有情。”可惜苦住庵主人若能听人劝告，一年前就可“飘萧一杖天南行”了，何必等到如今。

 

中国学者陈平原回忆多年前他与木山英雄的一次会面中，木山先生诚恳地说：“作为日本人，我深感歉疚，让中国最好的作家沦落到世人不齿的地步，而且百口莫辩，实在是罪过。”这种态度或许可以说明木山英雄这本著作的特殊之处。国内许多研究者往往从国家民族的角度居高临下地对周作人作道德判断，对于战争时代的残酷和黑暗，生活于沦陷区的人们心理的焦虑、烦苦却少有摹画、剖析。木山英雄在《北京苦住庵记》的《新版后记》中表述：“对于本书的主人公，我自然站在与中国人不同的立场上，甚至反手利用我无法像中国人那样去加以批判的关系，而试图尽可能去接近周作人的经历体验，今天想来，结果是对这位文弱之人的失败主义式的抵抗给予了相当的肯定。”这是日本学者笔下的苦住庵，我们尽可以在阅读中求证、质疑和思考。

 

鲁迅曾经评论过弟弟周作人，用过一个字：“昏”。知弟莫如兄，准确如是。北京沦陷，文化人士纷纷南下，周作人坚持不走，理由是家室所累，南边也未必安全等等，望“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表面看似乎言语谆谆，骨子里实则糊涂。他留恋着苦雨斋舒服安静的读书、写作生活，畏难于南下未测的奔波。他对于中国抗日战争抱着失败主义的观点，对自己的沦陷区生活有不切实际的幻觉和自信。而面临的政治现实是，“从不得不寻找不被对方国民视为‘汉奸’的合作者这一日本方面的两难处境观之，毋宁说，逼使周作人出来合作乃是必然的趋势”。毕竟，周作人的名字太惹眼了。周作人的“宿命论者的顺其自然主义”的处世方式导致了他与日本占领者一步步地合作，慢慢滑向了深渊。即使没有1939年元旦的那一声枪响，他的堕落也不可避免。在堕落的过程中，复杂的心理交战时时外化，“流水斜阳太有情”、“伤心最是李和儿”等便是。

 

其间，少年丰三（周作人侄子）之死是令人叹惋的一件事情。丰三之死的原因说法不一，但直接关联着伯父的与敌方合作。侄儿的死，给周作人造成多少打击外人不得而知（在《知堂回想录》里，除了提到丰三的墓地以外，别无其他记载），但这家庭悲剧更加剧了乱世之感。木山英雄作为日本学者，在对周作人作同情之研究时，对其某些心态也不能不加以婉讽。说到八道湾的榻榻米和格子门的房间，木山尽管想到他在《日本管窥》中对于简素的榻榻米房间的礼赞，还是感慨道：“老夫子真是如此这般地喜欢榻榻米呀！”外界和家里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苦住庵主人总是能面对书桌安之若素。鲁迅真的是很了解自己的弟弟的。

 

对于周作人沦陷时期的作品，木山英雄经过探讨得出结论，除去一些“应景”文章，“作为文笔家的周作人，可算证明了他在作品层面上的不肯屈服”。的确，周作人在沦陷时期的写作保持了一贯的文学水准，而往昔的文学观念也在显现。而令今天的读者感到惊异的是，在这一时期的诗文中，竟不时流露出禾黍之感，黄裳在《关于周作人》中说：“表面看来正是一种绝大的矛盾，然而却是周作人祈求内心平衡而流露出来的心曲。”历史和人都是复杂的，并非简单的意识形态话语即可概括，战争时代的黑暗和残酷可能远超出我们的设想。即使秉着顺其自然的处世方式，对侵略战争抱有虚无主义的态度，知堂老人也不能完全逃过中国传统对“民族气节”的高度重视，他的内心在虚无和大义之间撕扯、角力，透过诗文反映出曲折的心境，北京苦住庵的幽静环境也不能给他带来理想中的安宁。

 

关于周作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写作，自有其微妙之处。新政权给予了他生活和工作上的余地，他可以翻译古希腊、日本等外国语文学作品，也可以发表一些文章（甚至可以向香港的报刊自由投稿），当然，必定有一些限制。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引人注目的一些著作是关于鲁迅的，如《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等，他作为鲁迅资料的提供者自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位置，关于故乡绍兴、东京等兄弟共同居游的旧地之掌故和人物、风俗的娓娓讲述，史料历久而愈显珍贵。而让我好奇的是，早年兄弟失和，断绝交往直至鲁迅的去世，而晚年的知堂老人却在一定程度上依靠书写哥哥的掌故来维持生计，个中滋味如何呢？当然，这些著作已不能署他的本名，书页上只能用“周遐寿”、“周启明”了。《知堂回想录》是“作为77岁的老人带有散漫的怀旧性格的作品”，不辩解老调一以贯之，但探究起来，这何尝不是知堂的一种委婉自辩呢。知堂不是卢梭，他的自传不会靠拢忏悔的边缘的。巴金以老迈之躯写《随想录》，是因为心中燃烧着火焰。而早年就有人评价过周作人：“冷”。他的心中弥漫着虚无的迷雾。“他已经不再试图向人们哪怕是少数的人敞开自己的心胸，以此超越他自身，因为他已经不能感知那种同时代同胞的存在，或者与读者之间的活生生的纽带”，木山英雄感叹道。

 

木山英雄对作为个体的周作人的命运抱着深深的同情，他以自己掌握的大量第一手史料尽量还原历史的真相，许多来自日本的史料在国内研究著作中难得见到。木山另一项卓有成效的工作是进入周作人的内心世界，尽其所能地设想他在历史现场的所思所感，以更加深刻地剖析周作人复杂、矛盾、挣扎的心灵史。

 

陈寅恪曾说对历史要有了解之同情，应该就是秉着平实的态度，尽力突破时空和文化的隔膜，以期对过去作出公正而严谨的评价。对于历史事件，其真相我们可以尽力地向原貌还原；而对于事件中的人物，如果研究者能够抱有“了解之同情”设身处地地感受其体验和心情，当可最大限度地体现历史的本真。

 

《科学时报》 (2009-3-5 B2 书界 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