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场经济中，伴随商品流动的，是货币的反向流动，于是我们看到了中国日渐增大的外贸顺差，和日益膨胀的外汇储备——美国印刷的绿色bill。

 

据报道，美国财政部《国际资本流动报告》(TIC)数据显示，截止到2008年10月，我国持有美国国债6529亿美元（《10月中国增持美国国债659亿美元，刷新年内纪录》，2008年12月16日，《第一财经日报》）。6529亿美元占到当月中国外汇储备总额（18796亿美元）的35%，占到美国国债总量的21.44%。根据此文提供的数据，中国成了美国的最大债权国。

 

由此，我们看到了中美之间的货币/产品互补：中国生产产品，美国消费；中国赚得美元，回头买美国国债，而美国国债的年利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下降，目前已接近于零（见图一）。

 

上述报道称：“10月末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较9月大幅增加659亿美元。”而10月份的外贸顺差为352.4亿美元，将外贸顺差全部用于增持美国国债尚不够。无怪乎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教授贾兰尼(Brahma Chellaney)称：“中国实际上已经成为美国的银行”，北京与华盛顿之间已经形成“放债者与欠债者的关系”。（《印度以矛盾心情迎接“奥巴马时代”》，2009年1月22日，《联合早报》）

 

既给美国造东西，又给美国发钱，这就是“发展中的”中国与“发达的”美国之间的“互补”关系。然而，这只是问题的表层。中国生产的商品之所以能大量流出，源于价格优势。而价格优势则源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资源消耗和几乎无需成本的环境破坏。在这些层面，我们能看到更丰富的“互补”。

 

 

关于劳动力成本，正如国际大循环战略倡导者王建指出，中国劳工极低工资的状态已经维持了20年：

 

“……我们国家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就说20年前在珠江三角洲一带打工的民工，一个月挣四五百块钱，20年后也还是挣这个钱。什么20年过去了，工资几乎就不变？我们的劳动力市场呈现两极趋势：一方面高级人才的市场价格与国际接轨，不断往上涨；另一方面，大量普通劳动力的市场价格长期被稳稳地压低。一般的小国，没有这么大的腹地空间，没有这么大的后备劳动力资源，这就使我们的产品在国际上长期有竞争力。产品价格低、质量又好，所以越来越迎合发达国家的水平。”（《中日贸易摩擦的背后——访著名学者、国际大循环经济战略问题专家王建》，2001年6月22日，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

 

根据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署网站（http://www.bls.gov/data/#employment）提供的数据，2007年美国每周平均工资为695美元，相当于月薪20850元人民币。而《中国统计年鉴2007》显示：中国年平均工资才21001元人民币，即美国人工作1个月挣中国人1年的工钱。

 

这种差距的一个原因是就业结构。直到2006年，农业、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等低收入行业，仍占就业岗位的67.3%。

 

与之相反，美国就业岗位中这类比重小得多，高收入职位的比重远高于中国（见表一）。这说明，在全球化的产业分工中，中国人分到了苦力环节，而美国人占据着老板和管理环节。这是中美“互补”的另一个方面。

 

 

进入本世纪后，与加工贸易急速增长同步，中国能耗急速增加。相反，美国能耗增速远低于中国。据《国际能源年鉴2006》，中美两国能耗趋势如图二。如果维持这样的趋势，中国能耗将很快超过美国。

 

对比中国的能耗与加工贸易的发展趋势，两者均于20世纪90年代后开始高速增长，表明中国耗能主要是在为别人生产。而美国耗能主要是自己享用。

 

然而，中国是个资源紧缺的国家，这样的生产定位，导致了自己的资源快速消耗。中国的能源以煤炭为主，进入20世纪后，大型矿难接踵而至，安监局疲于奔命。这暗示我们，安全易采的煤矿已经采尽，我们只能用矿工的性命来维持这台经济机器的运转。

 

于是，中国耗尽自己的资源，为美国生产廉价产品，而美国却能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对中国说三道四。这是又一个层次的“互补”。

 

 

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一部分来自几乎不受制约的环境破坏。关于环境破坏的报道早已充斥媒体。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环境破环已经不是一个个的孤立事件，而在威胁着大片区域的持续生存。环渤海地区就是一个典型。

 

环渤海地区是中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是中国的能源基地、化工基地和钢铁基地。这些行业是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基座，为其提供动力与原材料。扮演这样的角色，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渤海正在走向死亡。

 

历年《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的数据告诉我们，从启动《渤海碧海行动计划》的2001年起，到2007年，渤海污染水域面积呈指数增长，短短6个年头，重度污染面积增加了3.47倍，中度污染面积增加了6.58倍，轻度污染面积增加了3.26倍。尤其是从2006年到2007年，重度污染面积增加了1.21倍，中度污染面积增加了2.07倍。

 

更有相关海洋专家语出惊人：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来遏制污染，那么10年后，渤海将变成“死”海；既使现在开始不向渤海排放一滴污水，仅靠其与外界水体交换来恢复清洁，也需要至少200年。

 

整个渤海不过9万平方公里，根据相关数据得出的污染指数增长态势提示我们，问题可能相当严重。基于这些数据，简单地用logistic函数外推，得出的结果见图三。

 

图三告诉我们，如果维持目前的趋势，到2013年，轻度及以上污染面积将达到渤海总面积的一半；到2017年，中度及以上污染面积将达到渤海总面积的一半；到2022年，严重污染面积将达到渤海总面积的一半，到2028年，整个渤海将变为一池臭水。渤海沦为“死”海，指日可待。

 

在飞机上俯瞰美国，最让人羡慕的是大片大片的森林。在美国行走，随处可见清新、幽静、美丽的环境。即使处于内华达酷热荒漠中的拉斯维加斯，也能不惜工本地营造、维护人工生态美景。

 

于是我们看到又一个层面的“互补”：被精心保护的美国环境与日渐破败的中国环境。

 

 

消费多生产少的美国不得不靠超额发行钞票来应付，以至于它的货币发行量增速远远超过了其GDP的增速。这造成了潜在的通胀压力。是来自中国厂商的廉价商品，和中国政府购买美国国债而流入美国政府的货币，保证了美国的低通胀和社会稳定。

 

为此付出代价的是中国的社会稳定。农村最有活力的成员成了外资的打工仔，为美国人创造财富。被死死压低的劳动力成本使他们不可能转换为城市人口，当数千万农民工退出劳动年龄后，他们能上哪里？

 

被接纳为城市市民？这意味着必须弥补以前为廉价出口而克扣的劳动成本。谁来支付？当年的资本家？他们恐怕早已荣归故里，不见踪影，即使找到，也于法无据。现在的资本家？他们已经对日渐提升的劳动力成本感到压力和强烈的不满，正在动员学界大造舆论。偷驴的无恙，拔橛的赔钱，资本家们傻吗？

 

另一条出路是让他们回农村。而他们中相当多的人已经只适应城市的生存环境，根本就不会干农活。二三十年来，大量社会资源被吸引到沿海打工城市，广大内陆农村日益凋敝。这次华北大旱暴露出了农田水利设施年久失修的问题，它们大多数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修建的。而目前基于“比较优势”的经济机制，根本不可能引导资源投向这个方面。被赶回凋敝的农村，对这数千万在城市里为资本利润、为美国人耗尽青春的人，意味着什么？他们会作何反应？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他们的子女又会作出什么反应？

 

于是美国的社会安定与中国社会积累的巨大应力，成为鲜明的“互补”。

 

 

大手大脚的美国人欠下了巨额的显性债务。据媒体报道：

 

“按照美国公开数据，8500亿美元的金融救援方案全部实施之后，美国国会所能接受的名义国家债务余额为11.2万亿美元，相对于美国13.8万亿美元的GDP而言，美国债务率为81.16%(负债总额与GDP之比为债务率)，高于60%——国际公认的安全债务率。”

 

与之相比，中国政府的债务水平相对较低。然而，上述农民工问题表明，无论是接纳他们进入城市，还是把他们赶回农村，政府都不得不为维持社会安定支付巨大的成本——这其实是过去二三十年间政府积累的巨额隐性债务。

 

这样的对比几乎随处可见，中国反过来就是美国，两者嵌合起来正好“互补”。

 

 

美国畅销书作者尼尔·弗格森在其新书《金钱的崛起》中生造了“Chimerica”（“中美国”）一词，将中国与美国合为一体：“一时看起来这像是天作之合。中美国里东边的人（中国人）存钱，西边的人（美国人）花钱。”中国人获得增长，美国人得到低通胀和低利率。

 

对此，《现代快报》于2008年11月21日以《记住这样一个新词：Chimerica》为题发文，自豪地宣称：

 

“难怪美国国内有学者说，中美利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地连为一体，他们甚至把美国叫‘Chimerica’,这就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谁也没有选择，谁都不能逃避。更何况在当今世界同心协力抗击百年不遇的金融风暴的背景下，中国为了展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增持美国国债也有着更多的含义。”

 

说白了，Chimerica就是东家与长工间的“互补”——长工干活，东家得收成，穷鬼长工一分一厘地攒钱，因为这是血汗换来的；而败家子东家花天酒地，因为得来全不费工夫。而今东家搞得要破产了，于是盯上了穷鬼长工的荷包，叫他“负责任”，还说这是长工的根本利益所在：否则，东家破产了，你上哪里去打工？

 

于是长工成了英雄，所谓“负责任”就是“英雄救美”。

 

就算我们愿意忍气吞声、委曲求全，为了保全打工者的地位去救东家，问题在于，“英雄救美”能否成功？这要看美国经济得的到底是什么病。请看下一篇《从基钦周期到朱格拉周期》的分析。

 

《科学时报》 (2009-3-5 A2 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