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深入讨论“后30年发展”的教育问题，首先应该从教育理论层面开展深入研究，从理论上实现一定的创新，才能为后30年的教育带来划时代的突破性发展。

 

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培养亿万创新人才，形成创新的民族。为实现这个伟大战略目标，我们认为，必须研究创新型人才素质的完备结构和相应的评价体系，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创建相应的创新教育体系、创新课程。20世纪后期，素质教育在我国开始被重视。世纪之交，在我国展开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就是要创建以实现素质教育理念，培养创新思想、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目标的课程体系。其意义十分重大。但是，通过与先进国家的教育比较，我们发现，目前我国的素质教育在结构上还存在严重缺损，与创新型人才的素质结构还很不相适应。我们还发现，国际上流行的以智商、情商为依据的现行人才评价理念也不能适应我国创新型人才的培养需要，应当补充新的评价维度，以全面地评价创新型人才，促进创新型人才的迅速成长。

 

 

当今中国，素质是人们谈论一个人时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词，素质概念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得到普及。但是，回顾素质概念在中国流行近20年的历史，在人们头脑中，主要持有两个概念，即科学素质和人文素质。在我国，科学素质概念是随着美国2061计划的传播而热起来的，但是至今，并没有多少国人全面地了解美国2061计划的内容，不知道美国2061计划中除了提出国民科学素养标准外，还提出了美国国家技术素养标准。事实上，技术素养标准在我国至今还鲜为人知。这个词几乎还没有在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的正式文件中出现过，在网络上搜索也只有很少信息。

 

技术是人类文明之源。火的使用，工具的创造和使用，使人类的祖先步入文明的大门。在近代科学发展以前的漫长历史中，人类主要靠技术进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技术也是近代科学发生、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文化背景。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技术仍然是科学创新发展的基本支撑。我国在前沿科学领域与先进国家存在较大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缺乏高技术的支撑。历数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多数都出自高度精密的实验研究，所以，缺乏高技术的强大支撑是中国长期无缘诺贝尔奖的重要原因。

 

在高科技时代，尽管技术创新领域也有理论研究、技术设计和技术研制之分，但科技领域的每一位理论工作者和设计工作者，仍必须相当熟悉相关技术，具有很好的技术素养，否则就不能胜任高科技的研究和创新。

 

当今社会文明高度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机械技术、电力技术、电子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等多种技术在生产、生活和工作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和普及，人类进入了一个技术广泛普及的时代，技术已成为每个公民的基本需要。在这样的时代，一个人不具有基本的技术素养，就会处处感到不适。上个世纪后期，出现一个词叫“科盲”，形容科学时代不懂科学者。今天，在技术广泛普及的时代，没有技术素养，不能自如有效地使用现代化的各种技术设备、工具而高效率地工作和生活的人，也可以称为“技盲”。技盲严重地影响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和生活质量；技盲的大量存在，也势将影响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步伐。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认为，在考虑“后30年教育发展”时，必须从理论层面开展研究，建立完备的素质教育理论和目标。建议国家将技术素质和人文素质、科学素质并列为公民的基本文化素质标准，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多学科专家和各级各类优秀教师，进行深入研究，制定出我国国家公民技术教育标准，并号召全国教育界、科技界支持和参与技术教育课程的研究和建设，让技术教育课程与人文教育课程和科学教育课程一起，构成现代基础教育课程体系。通过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使每个学生受到基本的技术文化教育，使技术活动和科学活动、人文活动一起，成为主流校园文化，最终使技术文化与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并列进入民族的主流文化。

 

 

标准决定评价。长久以来，“知识就是力量”广为流传，人们认识到知识的重要性，进而认识到一个人认识世界的能力，也就是智力的重要性。于是，20世纪初，心理学家提出了智商的概念和评价指标。后来，人们又发现一个人的成就不仅取决于智力因素，还取决于情感、意志等非智力因素，于是，20世纪末期，心理学家又提出了情商的概念。智商概念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研究和实践，在国际上已有公认的量化指标。情商提出时间还短，最近国际上才出现第一个研究性测试量表，但许多问题还有待在进一步研究中形成共识。

 

我们在长期从事基础教育改革研究实践中，尤其在近年来的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研究中发现，人的心理品质，尤其是创新型人才的心理品质，很难用智商和情商进行全面的、准确的评价，主要是指情商层面。例如，很难反映一个人在面对一个机遇、创意、计划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在行动上、在实施过程中、在技术层面上和操作层面上的品质。因为情商不像智商有明确的定义、有定量公式。所以，人们就把智商以外的要素统统加到情商之中，试图通过扩展情商的内涵，解决认识发展中出现的矛盾。

 

情商也叫情绪智力，是表示认识、控制和调节自身情感的能力。但事实上有一些内容用情绪智力来表示的确是不合适的。如操作性技术，虽然情绪可以影响操作，但主要靠长期训练，不是靠情绪控制，中国有句古语叫“积行成习，积习成性”可说明这一点。创造力与灵感、情绪也确实有关，但那是即时的、偶然的，主要靠智慧、经验、技巧，这是基础，是要经过长期努力才能形成的品质。人们不会也不能把创造寄托在一时的灵感上。从脑科学的角度讲，智力、情绪和行为对应大脑的不同的分区。脑科学研究已经从脑功能成像实验揭示，不同的脑功能定位于解剖学上专一性的脑区。

 

我们认为，应该给情商一个更恰当的界定，情商就规定反映精神层面、情感领域的心理品质，不要把行为、操作领域和技术领域的内容，把创造力、技巧等内容统统归结于情商。这样太多、太乱，最后很难像智商那样给情商形成量化评价体系，也更难具体实施。为此，我们提议，应将行为、操作、技术、技巧、创造力、实践力等方面的品质，单独从情商中分离出来，并加以扩展形成一个新的评价维度。我们提议用“行商”的概念来描述。类比智商(Intelligence Quotient简称IQ)、情商（Emotional　Quotient简称EQ）行商用AQ(Action Quotient )表示。有了行商的概念，可以统领行为、操作、执行、管理等实施领域。人们也就不必在一些具体应用领域再出于各自的具体需要而提出“财商”、“兵商”、“逆商”等等形形色色的“商”。许多人士认为，如果确立“行商”概念，时下倡导的“执行力”，如“领导执行力”、“教师执行力”便可以纳入其中。最近，笔者已在为《物理通报》和《科学时报》撰写的文章中正式提出“行商”概念，本文试图对行商概念作进一步商讨，目的是抛砖引玉，希望引起大家的研究和讨论。

 

陶行知先生说过，“行为知之始，知为行之成”。“知”和“行”是有基本差别的两个概念，不同质的事物应该用不同质的评价工具来衡量。智商反映认知领域的品质。如果陶行知先生的“知”可以用智商来评价，那么如何评价一个人在“行”方面的品质呢？我们认为，行商的引入也许可以为陶行知先生倡导的“知”和“行”两个方面的整体评价建立起完备的评价标准。

 

值得指出的是，智商、情商和我们提议的行商属于心理学范畴，而前面所述的人文素质、科学素质和技术素质属于教育学概念。智商并不简单地对应科学素质，情商不简单地对应人文素质，行商也不简单地对应技术素质。这是两个不同的体系，有不同的内容标准。但是，一切学习活动、一切心理过程都是大脑的活动。不同的心理品质、不同的文化素质都对应大脑功能开发和发展的不同水平，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认为，在脑科学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研究，也许可以使教育学评价体系和心理学的评价体系得到很好的整合。

 

有的教师认为，行商概念在教育领域中有利于正确地评价不同学生，发现并鼓励踏踏实实学习、联系实际、动手能力强的学生，提升这类学生在同学中的地位。行商不仅体现在结果，更体现于过程。因此，行商的引入对于深入理解和把握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标准改革中提出的“三维学习目标”中的“过程目标”维度及其评价标准是很有意义的；对于扭转应试教育下重分数而轻实践能力的倾向有着重大意义；对于改变现行高等学校课程结构和人才培养模式有积极的导向作用；对于提升职业教育的理念和社会地位有重大意义。

 

1940年，著名物理学家吴有训在《理学院》一文中讲到学生有几类时说：“有一类学生天资很高，可是工作起来有些浮而不实；另一类学生，天资不是很高，可是工作是按部就班，非常切实，一般比起来，后一类学生的成就不但不会亚于前者，且常较前者为高。”他又说：“有些学生对于用脑的工作表现很差，或竟不行，唯对于动手的工作特别灵巧，这类学生也可对实验科学有很大的成就。国内科学教育对这类学生似乎值得特别重视。”

 

吴有训说的上述两类有造诣的学生，都不能简单地用智商或情商去描述，他们的成就在于切切实实地做或勤于动手实验，是在做的基础上形成的创造性。这两类人，应该说具有很高的行商，属于高行商出成就。

 

建立智商、情商和行商的系统评价体系，对于全面评价人的品质有着重要现实意义，有利于发现和肯定在智商、情商以外领域的大批优秀人才，以利鼓励更多的人踏踏实实、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工作，培养千千万万对技术精益求精的专业人员；有利于形成一种新的社会文化和道德标准，形成新的人才观和教育观；有利于从根本上消除重理论、轻实验，重科学、轻技术，重设计、轻施工，重管理、轻生产等错误倾向，从而为在我国形成创新的民族文化奠定基础。

 

美国发明家爱迪生，我国鲁班，李春李冰父子，神医华佗、扁鹊、李时珍等古代能工巧匠，当代工人工程师倪志福、蔡祖泉，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都是因具有特殊的行商而成就一番事业的典型案例。在近代史中、在当今社会涌现出的大批著名企业家，他们的成功创业除了有较高的智商和情商外，恐怕还应归结为他们在机遇和困难面前的实现力，也就是很高的行商。倡导行商概念，将可以为表述千千万万成功的企业家的特殊品质找到定位，引导全社会从科学的人才观、价值观去看待那些把科学和技术变成巨大物质财富的实业家。

 

此外，行商的概念还可以为体育、杂技、艺术等领域的特殊人才的品质作出恰当评价。

 

行商反映一个人在社会活动中的组织、管理和实施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确立行商在评价人才素质中的地位，对培养、考察行政、企业和各类管理人员也有很现实的意义。

 

众所周知，中国已经成为发表论文、申报专利的大国，但中国并不是一个创造大国，这与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很低有重要关系，也即与广大科技工作者的行商有关。所以，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道路上提倡“行商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上述讨论，我们对未来的教育创新提出一些建议与大家讨论。

 

1.组织多学科专家进一步研究调整、修改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标准，将技术素养作为基础教育的基本目标。在基础教育中系统开设技术教育课程。

 

2.改革基础教育评价体系，将行商作为评价学生的重要标准内容，倡导“知”和“行”的结合，鼓励学生普遍注重实验探究和技术创造，关注社会实际问题。

 

3.用技术素养标准和行商的理念激励职业教育，提升职业学校学生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鼓励他们为国家、为民族的经济、技术和文化的繁荣发展作贡献。

 

4.以提高大学生的综合文化素质为目标，改革高等院校课程，淡化基础课程的文、理、工科界限，倡导“大课程观”，在理科建立技术教育基地，在文科建立科学、技术综合教育基地，增加交叉学科课程，增加学生自主选修课程，扩展大学生就业的空间，适应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

 

5.鉴于脑科学的迅速发展，建议将大脑功能全面开发列为国家战略发展研究方向，开展以开发大脑功能为目标的基础教育创新课程体系的研究与实验，争取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划时代突破。

 

（作者系中国物理学会教学委员会副主任、河北大学教授。本文为他主持的“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研究内容。）

 

《科学时报》 (2009-3-4 A3 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