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中国新闻史家总是把本国报业史的源头远溯到唐代（甚至更早）的邸报，连传世之作《中国报学史》的作者戈公振也未能免俗。其实，古代邸报与近代意义上的新闻纸根本不是同一回事，硬扯在一起最多只能增加一点虚无缥缈的“民族自豪感”，骨子里不过是一种凡事都是中国“古已有之”的心态在作怪。陈玉申先生的《晚清报业史》一开篇就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
“自唐代起，中国就有了邸报。但邸报的作用仅限于传达朝政信息，所载内容无非皇帝诏令、诸臣奏议与宫廷动态而已，且只供官吏士大夫阅览。及至晚清，欧美传教士和商人来华办报，将西方报纸模式输入中土，开启中国近代报业之端绪。”
毋庸讳言，中国报业史的第一页是由外国人书写的，报纸是舶来品，不是中国文化中自我生长出来的。《晚清报业史》不是一部普通的中国报业断代史，它将中国报业少年时代所迈出的每一步都放在整个大的时代背景下加以研究，大致上说清了报刊在晚清大变局中的影响和作用，以及报业与政治、社会和文化潮流之间的关系，自成体系，不失为“一家之言”，可以看作是一本了解中国报业少年时代这段历史的简明读本，对中国近代史、新闻史、思想文化史研究也都有一定参考价值。
从外人在华办报开始，国人从译报到办报，从维新报业到革命报业，“以报业发展为经”，勾勒出了晚清报业如何经外国人之手在中国落地生根、发芽、成长（尚未成熟）的全过程，脉络比较清晰，从中我们不难体会出新生事物在一个古老民族嫁接的艰难。从1815年第一本中文月刊在马六甲问世，到1872年对近代中国影响深远的《申报》在上海诞生，再到王韬在1874年创办《循环日报》，其间经历了近一个甲子的漫长岁月。从1874年到1896年，《时务报》一纸风行又是22年，而严格意义上的报、刊分家要等到1904年《时报》出世才完成。
在中国报业的少年时代，尽管清政府使用了各种手段，诸如制定《大清印刷物专律》、《报章应守规则》、《大清报律》等在内的一系列旨在钳制舆论而不是保障舆论的报律，封杀报纸，逮捕、流放乃至杀害报人，通过租界拘禁章太炎、邹容等，但处于转型时代的中国报人没有屈服、没有恐惧、没有停止对报业理想的追求。“苏报案”不仅轰动一时，而且永垂史册，章、邹在法庭上的出色表现感动了整个中国近代史，“风吹枷锁满城香”，这样的故事远超出了善于虚构的小说家的想像。1907年4月，因言获罪的《京华日报》创办人彭翼仲离京流放之日，有数千读者自发为他送行，其中一位叫郭瑞的读者自愿万里相随、陪同他远赴新疆，成为“中国新闻史上，很有点戏剧性的十分动人的一个场景”。 年轻的陕西青年于右任，三落三起，先后手创《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关押、罚款、驱逐出租界等打击都没让他丧失信心，特别是最后的《民立报》时期，他和宋教仁等一起以热情的政论呼唤了一个伟大的社会转型的到来。在中国报业的少年时代，在投身这个事业的人身上，我们不仅能体会到他们对理想的矢志不渝，而且能体会到他们对这个民族的责任感，他们与读者之间同呼吸、共命运的那种品质。由他们所经办的报纸，虽然在印刷质量、技术硬件上或许都很粗糙，但从报业的精神内涵上，他们与西方近代报业几乎是相对接、相吻合的。这一切，我们都不难透过这本《晚清报业史》看出来。
当然在我看来，本书也不是没有局限和不足之处的，主要是没有打破从政治视角观察报业史的旧框框，比如将《时报》、《大公报》等重要报纸都放在“维新报业”的框架下，比如对《民报》的影响及其在报业史上地位的评价是否太高，对实际上发行量不大的林林总总的革命派报刊的论述篇幅是否过多等，这些都值得商榷。如清政府对民间报业的迫害、压制，甚至残酷杀害沈荩、卞小吾等报人，这是晚清报业史上的大事，应该大书特书。此外，租界的存在与晚清报业的关系是个绕不过去的大课题，本书在讲述“惊天动地‘苏报案’”时虽有论及，但不够清楚，而离开了租界这个前提，包括《申报》、《时报》、《大公报》以及于右任办的3份“民”字报等能否出现都还是未知数呢！
报业或者说新闻业的核心精神应该是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而不是革命、维新，在动荡的晚清变局中，报业固然与维新、与革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报业仍有它自身的规律，有其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以《时报》为例，它有一定的康有为背景，但由梁启超手订的《发刊例》第一条即主张论说“以公为主，不偏徇一党之意见”，这不是说说而已，否则1907年9月康门弟子徐勤在写给康有为的报告中，就不会满纸都是对狄楚青的批评，以及对梁启超的抱怨。100年前，在中国报业史的少年时代，梁启超、狄楚青他们就懂得了报纸首先要守护公正、客观、真实的原则。《时报》作出这一选择，康有为的保皇会固然少了一个喉舌，暗淡的晚清中国则多了一份真正有品质的新闻纸。这些在《晚清报业史》中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论述。
《晚清报业史》，陈玉申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出版，定价：16.50元
《科学时报》 (2009-2-5 B2 书界 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