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舫，美国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古典与东方研究系终身教授，比较文化学者，著名旅美作家。他一直专注于黑格尔美学和文艺理论研究，后对小说创作产生浓厚兴趣，以中、英双语创作小说，著有《牛皮303》、《夜幕降临曼哈顿》等长、中篇小说。
11月24日，戴舫在苏州大学文学院作了一场题为《殊姿与致命伤——近年美国华人文学一瞥》的学术报告，介绍了近年来美国华人文学的现状，提出了一些思考。
海外华人文学的历史和现状
戴舫对海外华人作家的定义是指生长在中国，文化心理在中国形成，然后在海外从事创作活动的作家。不包括“黄皮白心”的“香蕉型”的作家——虽然是华人后裔，但是不会说中文，对中国文化也不了解，只用英文、法文写作。在海外华人文学中，美国的华人文学占主要地位，欧洲的华人文学影响很小，其他地区几乎没有海外华人文学。
据戴舫介绍，海外华人文学滥觞很早，其文学现象大概是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留学潮流开始，到70年代最盛，知名作家有聂华苓、白先勇等。这些台湾的华人作家常常以留学生活为题材，有留学指南的作用。该阶段的海外华人文学的特征是追求文学本身的价值。以聂华苓为例，她的作品吸取了当时西方先锋派的写法，有着很强的实验性风格。
来自大陆的海外作家大部分是20世纪80年代出国的。主要创作题材是来自大陆的出国人员如何在西方生活，融入西方社会的种种经历。与80年代出现在中国大陆的文学作品相比，大陆海外华人的作品总体质量不高。
总体来看，来自台湾的海外作家的作品可称之为留学生文学或叫新华人文学，其文学作品只能体现作者在西方生活过，难以体现中西两种文化的积淀、比较和碰撞。相比之下，许多来自大陆的海外作家的作品更能体现中西文学传统之间碰撞，体现作者对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理解和学习，以及践行先锋主义的精神。
无论是来自大陆还是台湾，海外作家似乎对中国传统小说的优势都不重视，这是一大失误和缺憾。
海外华人的创作态度
据戴舫介绍，当前海外华人创作存在着三类态度。
第一类创作态度即为所谓的“控诉文学”、“灾难文学”，作者在中国有不少故事，也有向世界言说中国的欲望，但不少作品却是故意迎合西方人对中国的负面理解。他们希望以作品的文学性得到西方人的承认，效果却并不乐观。在戴舫看来，将文学和政治紧密联系并不鲜见，但这不是伟大作品出现的捷径，而是20世纪相当一部分海外著名作家出名挣钱的捷径。
第二类创作态度主要是抒写某一群体特殊的人生见闻，生活在西方的中国人的生活经验是这类海外华人作家的主要对象。因为中国人渴望了解西方，作者就会有一种解说世界的冲动，但这也使得作品的影响局限于一种文化交流而非文学交流。代表作品如《北京人在纽约》、《陪读夫人》等。
第三类创作态度是表达一部分人（边缘人）的生活经验。海外华人本身就是边缘人——在中国被认为是外国人，在外国被认为是中国人。戴舫认为，作者刻画自己特殊的生存状态，反而能更好地达到文学目的。
海外华人文学的内在劣势
在戴舫看来， “海外华人文学”意味着作者必须是海外华人。目前学界没有把国内作家在国外的写作，或者以海外生活为题材的作品称为海外华人文学，却有把海外华人文学作家在国内的创作称为海外华人文学的，比如戴舫自己的《牛皮303》就是出国前在复旦写的，被认为是海外文学作品。
读者对海外华人文学较为普遍的期待是其题材的特殊性，华人在海外的生活本身就包含着文化的融合与冲突，读者在关注这些融合和冲突的同时还有一种猎奇心，这代表了读者对世界的了解欲望。
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对海外文学还有更高一点的期待，比如：作者能够学贯中西，作品能够体现两种文化的异同和两种教育各自的优势；作者能得利于西方的现代化，成熟的公民社会、开放的文化和政治环境等，从而获得最大的创作自由；作者能够从多样性、多角度的观点看问题，要有一定的深度和密度，对事物的复杂性有一定的欣赏和理解；作者受到中西方文化的共同滋养，能够站在人类思考的前沿观察人生、人际关系、人性、社会，并以一种艺术的方式表达出来；作者能融合中西方文学形式，在文学表达力和多样性上有所斩获。
虽然这是大家对海外华人文学更高的期待，但从整体而言，海外华人作者在这方面的努力还很少，这也是戴舫对海外华人文学的现状感觉失望的原因。
在戴舫看来，写作技巧的训练在美国的大学已经形成产业化的规模，因此，技巧不应成为评价文学创作高低的唯一标准。一个优秀作家能脱颖而出，根本的内在动力是其哲思的深密性，以及对生活、人生、人性解读的深度和广度。以文学为手段，创造人性，刻画人际间的根本关系，描述人的存在及其意义，同样也是西方人对文学的主流解读。海外华人文学想要再进一步，必须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蔡夏梦 丁姗/整理）
《科学时报》 (2009-12-15 B4 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