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北京生命科学院第二期研究组长沙龙（PI Club）近日举行，沙龙聚焦于生命科学领域的发展历史和现实走向的问题。

 

用中科院北京生科院院长康乐的话说，只有回顾历史，看清我们所走过的道路，才能更好地规划与设计未来。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究员罗桂环是本次沙龙的主讲人，他主讲的题目是《中国近代生命科学发展的特点》。该题目是根据2007年中科院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局启动的相关课题的成果完成的。

 

根据罗桂环的报告，我国近代生物学的发展，前后不过百余年历史，并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担负着富国强民的社会使命。严复译述介绍达尔文进化论的著作《天演论》，应该说是早期从西方引入的近代生物学思想。值得注意的是，严复介绍此书的重要目的之一，是要在民族危亡之际，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来警醒世人，带有浓烈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色彩，并在我国的进步学者和革命者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此后，我国近代生物学主要奠基人秉志在《生物学与民族复兴》一书中写道：“此项工作不独在纯粹科学上有所贡献，而其裨益实用者，正亦不少。吾国坐拥广大之利，而不能利用……毋乃可惜乎。故国人宜急起直追。”这很好地阐明了我国生物学的引进和发展是被看作关系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大事业的。

 

我国生物学的早期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美国的影响。20世纪前期留学美国的学生中，有相当数量是学习生物科学和农学的，其中许多成为中国近代生物学各分支学科的奠基人和领军人物。仅当时中央研究院生物组的院士中，就有近20位曾留学美国。

 

此外，美国教会或财团在华兴办学校、机构，也培养出了我国大批早期生物学家，他们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就活跃于我国生物学的各个领域，并产生了重要影响。

 

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生物学要在中国扎根，必然有一个建设学科体系的“专业化”过程，亦即后来称之为体制化的过程。生物学引入中国和前期发展有深深的时代烙印。

 

阻止外人掠夺，开发本国资源，发展生产，是我国早期生物学优先考虑的一项重要任务。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生物分类学得以优先发展。罗桂环介绍说，究其原因，主要有四点：一是注重本土化。我国生物分类学有很强的本土性，当时学者认为可以转移侵略者的眼光。二是深受“经世致用”的传统思想影响。三是从当时的国力上看，分类学所需经费少，容易开展，且易获得资助。四是从学科本身看，分类学是生物学中最基础的学科，在各国的生物学发展历史上都处在优先发展的位置上。

 

相对而言，生物学实验科学的发展在早期难度很大，主要原因就是经费不足，缺乏实验设备，不少学者被迫转行。

 

纵观我国生物学的早期发展，罗桂环评价说，早期的奠基人具有崇高的使命感和敬业精神，为学科的后续发展奠定了相当的基础，并培养了大量的生物学人才，推动了科学的普及。

 

除了作为生命科学院院长主持了本期沙龙外，2007年康乐作为中科院生物局局长，还积极推动了该课题的设立。他在谈起自己的初衷时表示，认识历史是学科未来发展的重要一环，也是促进学科交流的重要内容之一。然而，目前让人遗憾的是，很多学生甚至是科学家，对自身领域的历史了解得不够全面和完整，因此，促进历史与现实的互动，被他本人视为一项值得长期关注和积极推动的目标。

 

中国科学院院士朱作言发表了自己的感想：“从这段历史中，我们可以更清晰地思考一个科学家的责任与使命。”在谈到科学史的作用时，朱作言说，“关于我国近代生物学史的一些事件，我以前也没有很充分的了解，今天听了这个报告，很有启发，也更加认为，应该好好地整理我国科学的发展历程，而且应该尽快动手，否则，10年或20年后，整理起来难度会更大。”

 

本次PI Club共有来自中科院动物所、植物所、微生物所、生物物理所、北京基因组所、武汉水生所、自然史所及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局的22位PI参加。

 

《科学时报》 (2009-12-9 A2 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