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夏天，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中科院办的《科学报》。上班时常常可以远远地看到一位块头挺大、很有风度的领导干部，他就是郁文同志，时任中科院党组成员、副秘书长兼院政治部主任。他是当年“一二·九”运动时的学生代表。1937年他到延安后在刚创办的《新中华报》工作，不久就成为该报的名记者。解放战争期间，他先任新华社晋绥分社社长，然后跟随王震到新疆。1951年秋，他被调任中共新疆分局宣传部副部长、新疆分社社长，1953年调到中科院工作。

 

1966年“五·一六”通知发布之后，“文革”开始了。刚从山西运城搞完“四清”回来的郁文被派为工作组组长进驻中国科技大学。在讲话中，他指出一些学生的行为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没过几天，学生们成群结队，连夜赶到刚搬进西颐宾馆北馆的中科院院部抓“走资派”。郁文让小车司机拉着他东躲西藏，度过了难熬的一夜。第二天早上，院领导们来到院部后，被一直等在那里的学生们团团围住。

 

中科院的主要领导成员几乎全都遭受批斗，郁文也不例外。1969年夏，我们这些原院部人员几乎全锅端去了湖北潜江五七干校。不久他也被送到干校，安排在我们连队接受“群众监督”。他从北京带来很多书，劳动之余一有空就看马列的书。他说：“总还要工作。一旦工作起来就没有多少时间读书了。”春节前后，当地的天气湿冷。最冷的时候，我们都钻在被窝里聊天、睡大觉，他却在埋头苦读。我得到一套群众组织编印的毛主席的讲话、批示、书信汇编资料。他看到后如获至宝，爱不释手，要求我把那套书放在他那里保存。

 

1970年夏天，一个军代表来五七干校检查工作。当时毛主席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最高指示发表不久。这位军代表在大会上说什么“五七战士”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连死都不怕，难道还怕小小的虫子？他说的“小小的虫子”就是指血吸虫。血吸虫幼虫小得人的肉眼几乎看不见，可是很厉害。人一接触到疫水，幼虫就会在三秒钟内钻进皮肤。得了急性血吸虫病就会发高烧、拉肚子，很快就会瘦得皮包骨头以至于死亡，正如毛主席在《送瘟神》中所说的“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军代表的讲话还真有“效”：不少人改变了对血吸虫的畏惧心理，却放松了对血吸虫的警惕。一场大雨下得满地是水，为抢救已成熟的小麦，“五七战士”赤膊上阵，由于干校地处血吸虫病重疫区，患上急性血吸虫病的达数十人，我和郁文也在其中。干校把我们集中起来治疗。我和郁文等被安排在同一个大房间里，我跟他的床脚对脚。病友之间互相照顾，完全没有他是“走资派”、被审查对象的概念。大家一块儿聊天，常听他讲以前的事情。他讲当年在延安《新中华报》当记者的时候，报社的办公地点同毛主席是近邻。晚饭后，大家习惯于到延河边散步，在那里常会遇到毛主席。一次毛泽东信步走来，同大家一起边走边谈。毛泽东说，新闻工作很重要，很多政治家、文学家都是记者出身。一个好记者、好编辑需要有广博的知识。大家应该努力学习，在工作中学习、学习、再学习。主席的教诲和鼓励，使初出茅庐的郁文激动不已，这也是他后来成为成熟的新闻宣传工作者的恒久动力。他还讲在地安门东大街住时，性格特别的王震将军不打招呼突然来到他家，还没坐下说上几句话掉头就走。老将军说是想他了，过来看看。他讲到这里时，流露出对老领导、老战友深深的思念之情。养病悠闲，我找来一把胡琴拉，他开玩笑说和拉锯差不多。我觉得我的棋艺尚可，可是对弈后发现全然不是他的对手。为补养身体，治疗室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多次发给我们松花蛋。病号们有的不爱吃，而老郁对松花蛋的怪味情有独钟。不爱吃的人就送给他，他吃得特别香。大家和郁文处得挺好，我和他慢慢地成了忘年交。在批判林彪“天才论”的时候，他说，我爱才。“才”就是能够为党、为国家、为人民作出较大贡献的人才。他又说：我不是天才，也不是地才，只是个人才。他希望国家创造让人才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良好环境和条件。

 

1970年秋从北京传来消息：国家科委副主任范长江在河南干校投井自尽，人们心里发凉。这引起了高层领导的重视，一些经审查没发现有重大问题的领导干部被陆续调回北京任职。不久，郁文也被招回任中科院副秘书长。1972年中科院受北京市的委托组建市科技局，翌年春天我被调到科技局宣传处工作，负责组织文体活动，对此我不感兴趣。我向他表述了自己的心情，希望调动工作，他很理解。“四人帮”倒台后，他担任了中科院党组副书记兼秘书长，成为中科院名副其实的总管家。他的老朋友人民日报社社长打电话要他推荐既了解一些科技工作情况，又具有一些新闻知识的人去当记者。郁文让秘书打电话征求我的意见。我当然乐意去人民日报社。

 

1982年2月，年届60的郁文奉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任常务副部长。他在中科院工作30年，成为科技管理方面的行家。他在工作中有创造性，敢于坚持真理，勇于改正错误，得到科学家们和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听说他要离开科学院，卢嘉锡等30多位著名科学家联名向中央写信请求挽留。说中科院需要像他这样既懂政治，又关爱科学家，更善于管理的人。即将离开的郁文也对中科院非常留恋。一次中央领导参观中科院的成果展览，我前往采访，他也在场。他说：“对中科院的报道还要大大加强。中科院建院以来对国家的贡献很大，怎样宣传都不过分。中科院的科学新闻资源十分丰富，是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富矿，要下大力气挖掘、报道。”遵照他的指示，我在人民日报上陆续发表了一大批报道中国科学院健康发展的文章。

 

回想我40多年来的工作经历，最满意的就是在人民日报社工作的阶段。在那里我的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为此，我非常感激郁文对我的推荐。他和夫人廖冰是我成长中的贵人。廖冰是当年投奔延安的南洋女青年，他们在延安结为夫妻。“文革”前，廖冰是中科院干部部副部长，郁文是院党组分管人事工作的领导。他们平易近人，乐于助人，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爱戴。1986年，郁文从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位置上退下来，又被补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兼民族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住到后园恩寺胡同后，两位老人每天在宽敞的庭院中走动锻炼，有时还手牵手到马路边悠闲地散步。人们常可以看到一胖一瘦、一高一矮、鹤发童颜的一对伉俪相携着漫步在晚霞之中，俨然一幅动人的夕阳红画面。

 

1989年，郁文被任命为社科院党组书记兼副院长。我当时采写的《首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等在学习座谈中认为邓小平讲话表达了人民共同心愿》的报道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登出。我把剪报给他。他看到后立即写信给我：“你工作很有成绩。你年纪还轻，大有可为。”有一段时间，大概是他们两位老人谈论我比较多，他们的女儿说：“怎么你们一天到晚老是王友恭，王友恭的？他是你们的亲儿子还是干儿子？”廖冰对我说：“你看，你在我们心中的地位，连我们自己的孩子都吃醋了。”

 

1991年我回中科院担任《中国科学报》副总编辑。郁文见到我就说，快给我提供一份《中国科学报》。在纪念中科院建院45周年的时候，报社请他写了题为《中科院一老兵》。文章比较充分地表达了他对科技事业和中国科学院的热爱之情。不久，我又把他作为中科院老领导出席院庆时与江泽民总书记亲切握手的大照片送去。他们看到后非常开心。

 

2003年春季的一天，我听说廖冰生病住院就前往看望。廖冰告诉我，郁文几个月前因出现脑血栓症状住进了北京医院。我们立即到北京医院看望他，他已经不能准确发音。他说了几句我们听不懂的话，由照顾他的秘书翻译后，我们才知道他是说非常感谢我们看望他。郁文的女儿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多次前往看望。中科院其他领导、中科大和许多研究所的老朋友、老科学家都来看望他，关爱和友情让他深感欣慰。一晃又是几年，令人尊敬的廖冰已经驾鹤西去。德高望重、90多岁的郁文老人正躺在病床上接受着精心的治疗和护理，静静地走在他宝贵生命的最后阶段。

 

《科学时报》 (2009-11-27 B1 科学与文化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