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比希望工程面临的问题严峻得多。”在日前举行的“腾讯公益新公民创新奖入围案例终选启动”新闻发布会上，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如是说。

 

徐永光认为，过去偏远山区的孩子失学主要是由于贫困，而现在，由于我国人口流动性增大，在大中城市打工的农民工的子女受教育问题已经主要转变为教育不公平的问题，如果没有好的解决措施，后果将非常严重。

 

 

最近，重庆万州“黑老大”张波、张涛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对这一案件，徐永光是从留守儿童的角度来解读的：张家两兄弟的父母在外打工。兄弟二人很聪明，小学的时候成绩很优秀，张涛还当过班长。初中一年级刚开始成绩还不错，但因为父母都在外打工，学业没有人辅导，也没有人管教，成绩直线下滑，成为全校最差的学生。结果兄弟俩都离开了学校，没有上完初一就辍学了，混迹于社会，最后走上了犯罪道路。

 

徐永光认为，教育不公平将导致社会问题。他举例说，2005年法国巴黎发生大骚乱，参与者都是移民后代，他们来自北非、阿拉伯国家等。尽管在法国这样一个非常讲求人权、平等的国家，他们仍面临着教育落后、社会边缘化的问题，最后他们怀着对社会的仇恨进行了报复，这次骚乱震惊了世界。

 

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与南都公益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等联合举办的首届“新公民创新奖”公益评选活动，旨在宣传和推广那些为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环境的改善作出重要贡献的地方政府、企业、公益机构、媒体、学校及个人。

 

主办方之一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梁晓燕介绍：“农民工子女教育是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牵涉到众多方面的利益和众多问题的纠缠，需要社会各个方面的力量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提出各种创新型的工作举措，这个奖项就是针对这些年来各种创新型举措所发起的评选。”

 

据介绍，在农村基本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已经成为最突出的教育公平问题。经济承受能力、学校接收能力、政府支持力度、学生适应能力等，都是严重影响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因素。

 

我国政府提出，农民工子女教育、流动儿童教育以流入地政府为主，以公立学校为主。但由于经费有限，公立学校不可能敞开大门，因为义务教育的基本费用由地方政府承担，如果公立学校接收大量外地学生，就可能导致当地居民子弟教育资源不足。“如果一个城市‘门’开得很大，就会出现‘洼地效应’。”徐永光强调。

 

这种情况下，民办学校为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徐永光说：“如果没有民办教育，我们可能有7000万名留守儿童，而不是现在的6000万名。”

 

但是民办学校也存在不少问题。徐永光以北京的民办学校为例：“300所打工子弟学校中有200所是非法的，基本特点是低投资、低收费、教师低薪酬、教育低质量。那显然是误人子弟。”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补充说，北京市农民工子女教育情况在全国处于后进状态，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尽管北京最近两年也有一些改善，但仍需要向其他省市，如上海、广东等学习。

 

此外，初中后的学籍问题也需要解决。有些农民工子弟在城市读到初中后回家乡，因为没有学籍而失去了就读高中的资格。

 

对此，杨东平指出：“现在义务教育管理体制以地方政府为主，或者就是以户籍人口为依据进行管理。面对新出现的人口大规模流动的情况，这样的公共产品提供机制就不适应了。”

 

 

徐永光认为，在农民工子女教育的问题上，同时存在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问题，需要由非营利组织来弥补这一公共服务领域的空缺。

 

据徐永光介绍，南都基金会把解决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和融入城市问题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我们正探索政府开设的公立学校、市场投资的民办学校之外的第三条道路，就是‘公益性农民工子女学校’，或者叫做‘新公民学校’。现在，已在银川、温州各启动一所。”

 

南都基金会作为出资方，“希望有人拿走作为种子基金的200万元，由地方的民间组织拿着钱与政府协调来改造学校或新建学校。”徐永光承认，他们本来的目标是在5到10年内资助建设100所新公民学校，但现在两年已经过去，在他们的努力下全国才建了7所新公民学校。因为，“事实上中国现在还没有这么有能力的民间组织。”徐永光解释说。因为没有有能力的办学者出现，为了改造北京的三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南都基金会只得来了个“拉郎配”，结果他们选择的民间组织最后都退出了。“炒股炒成了股东，我们也被套进去了”。南都基金会因此从出资方变成了运作者之一。

 

不过，最近在银川、温州各启动的一所新公民学校，让南都基金会有了信心。徐永光介绍，银川市兴庆区有两所打工子弟学校要被撤掉，当地政府准备把1600名农民工子弟都接收到公立学校去，也就是要扩建一个公立学校。“银川市教育局局长找到我，问我们能不能资助。我告诉他，南都基金会只资助民办的公益学校，不资助公立学校。这个局长很快就说，那我们就办一个公益的学校。”徐永光说。于是，当地政府出大部分资金建校舍，南都基金会仅拿出200万元，建成了一所民办公益的新公民学校。

 

徐永光坦言，“公益性农民工子女学校”建设两年来，已有很多地方政府提出合作，但目前仍面临很多困难。例如怎样建立一种较好的治校模式，就是一项严峻的挑战。他表示，为切实制订一种合理的标准，必须暂时放缓建设的速度。

 

杨东平建议，建立一个各级政府分担的流动儿童经费保障机制，通过持续的政策倡导和研究，最终找到解决方案。例如，北京市的流动人口主要集中在朝阳、石景山和海淀，应该建立全市统筹、市和区县分担的投入机制。此外，鉴于流动儿童入学归根到底是一个国家义务教育的问题，中央财政在这方面理应承担更大的责任。

 

《科学时报》 (2009-11-27 A1 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