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我国统计体系是产生于西方国家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简称SNA）；之前我国用的是来自苏联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System of Material Product Balance，简称MPS）。

 

 

从建国初期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是MPS的“国民收入”，这个指标反映了农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和饮食业的生产活动成果。

 

在MPS体系下，我国有关部门编制了三张投入产出表：1974年实物型投入产出表、1981年和1983年全国价值型投入产出表。

 

1984年，国务院成立了专门机构，组织领导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研究设计工作。国家统计局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该方案采纳了SNA的基本核算原则、内容和方法，保留了MPS体系的部分内容，是一个MPS与SNA的混合性体系。

 

1985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家统计局《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统计的报告》。同年，我国建立了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制度。当时，我国仍以MPS的国民收入指标为主，以国内生产总值为辅，以补充前者不能反映的非物质服务业生产活动成果。

 

1987年，开始编制SNA体系的投入产出表；1992年，开始编制SNA体系的资金流量表。同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实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方案的通知》，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分步实施这一体系。

 

1993年起，取消MPS的核心指标“国民收入”核算，中国国民经济核算基本融入SNA体系。

 

1997年统计局出版《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以国民收入和其他有关历史资料为基础，推算出1952年至1984年国内生产总值历史资料，根据首次全国第三产业普查资料对1978年至1993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历史数据进行了系统的调整。

 

1999年，根据联合国1993年推出的SNA新标准，国家统计局对《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进行了系统的修订，取消了MPS的核算内容，清理了基本概念，修订了基本框架，调整了有关表式的指标设置，使之建立在1993年SNA的基础上。至此，中国的统计体系完全融入了SNA体系。

 

 

与MPS体系相比，SNA体系一个鲜明的特点是“产业”概念的泛化。

 

在MPS体系中，产业被分解为农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饮食业。

 

而在SNA体系中，产业被分为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其中：

 

第一产业包括农、林、牧、渔业。

 

第二产业包括工业和建筑业。

 

第三产业又称“服务业”，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其他服务业。而其他服务业包括：租赁业、商务服务业、旅游业、科学研究事业、专业技术及其他科技服务业、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业、环境资源与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事业、卫生事业、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体育事业、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顾名思义，“产业”指的是生产部门，而“服务”与“生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服务业”中，有一部分与生产相关，美国经济学家布朗宁和辛格曼称其为生产性服务业（Producer Services，简称PS，1975年）。

 

李善同、高传胜等利用中国2002年122个部门的投入产出表计算出第三产业各行业的“中间使用率”，即各行业所提供的总产出当中用于满足一、二、三产业作为中间使用部分所占的比例，结果如下：

 

表一的左边部分，中间使用率高于50%，在这个意义上，称其为布朗宁、辛格曼所谓的“生产性服务业”不无道理。

 

而表一的右边部分，中间使用率低于50%，这些行业的产出大部分不用于其他行业的中间投入。尤其是卫生事业、教育事业、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体育事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它们的中间使用率最大的也不足8%。

 

卫生事业、教育事业、体育事业本质上不是为生产服务，而是直接为居民服务。硬将它们归入产业部门，结果导致了医疗产业化、教育产业化。其后果就是百姓看不起病、上不起学。

 

2005年，面对社会对“教育产业化”的强烈非议，时任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称：“‘教育产业化’这个提法从它产生之日起，教育部就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的提法。”（《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解读“教育产业化资源化”》，2005年12月23日，新华网）殊不知，早在1992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实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方案的通知》时，教育就被放到与各产业并列的位置上了。其后事实上的教育产业化不过是既定路线的必然结果，与王旭明所强调的“提法”并无关系。可见“教育产业化”的根源在于“与国际接轨”——追随联合国的SNA体系。非议“教育产业化”的人们其实是在非议联合国的SNA体系！

 

事实上，现在仍有一些学者在为教育产业化辩护，从主流经济学的立场看，他们的论据也不无道理。然而将“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也视为产业，就着实令人费解了。“公共管理”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职责，SNA体系是政府引入的，这是否意味着政府已经自视为这个行业中的“公司”之一？至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从任何意义上讲它都不是行业。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前副院长刘福垣认为：

 

“社会保障不是商业保险，不是社会救济，而是一种分配制度，是按需分配的初级形态，必须纳入财政预算。社会保障分配使政府占有的剩余价值转化为归社会占有，从而确保了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刘福垣《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保障主义》）

 

对此，笔者深以为然。将社会保障放到“行业”的位置上，其后果是：国民必须用自己可怜的货币收入为自己买“保障”，社会保障的薄弱使以利润为目标的保险公司大发展，而政府则回避了本应承担的主要职责。

 

至于体育事业，眼下正闹得沸沸扬扬的赌球风波告诉我们，它不过是博彩业的中间投入而已。在百度上搜索“体育彩票”、“赌”这两个关键词，能得到317000条信息。这体育彩票可是国家体育总局发行的。可见在现实中体育与博彩业关系之密切。如果视博彩为产业，体育事业倒符合“生产性服务业”的定义。

 

虽然博彩业未被列入行业统计，但为博彩业正名，使其合法化的舆论一直不绝于耳。2005年在全国集中打击赌博违法犯罪活动时，海南省政协委员柯向渔、张德安、陈嘉新、游长江等4人竟提交了《关于海南适度开放博彩业的建议》。可见博彩业风头之健。

 

即便能斩断体育事业与博彩业的关系（对此笔者的信心为零），它也就是个靠博取观众欢心挣利润的行业，与娱乐业相似，与毛泽东指望的“增强人民体质”相去甚远。

 

本来嘛，毛泽东与MPS体系早已走入历史，而今是SNA体系的天下，把任何一个领域视为行业，让一群（竞争性）或几个（寡头垄断）或一个（独家垄断）企业在里边挣钱，这才是当今的主流。由此，我们看到“产业”泛化的背后是资本的逻辑：“任何方向都是机会”——挣钱的机会；任何领域都是战场——搂钱的战场。

 

只是这一逻辑“贯彻”得“尚不彻底”，根据这一逻辑，还应将军事领域产业化，把军队搞成“雇佣军”，谁出钱多就为谁打仗，雇主“看哪个不顺眼就打哪个”。但那行吗？

 

2005年经济普查发现第三产业的GDP比年度统计结果增加47.7%，导致整个GDP增加16.8%。可见这些不生产任何财富的“经济活动”能让GDP虚胖到什么程度。饶是如此，还有人不甘心，提出应将“自有房屋出租”纳入统计范围（任金娥《浅谈我国统计效能低下的原因及建议》，《中国新技术新产品》，2009年4月）。于是，同一间房子，出售时算一次GDP，以后年年出租，年年再算GDP，这GDP还有清晰的内在逻辑吗？其实，逻辑本无所谓，美国就是这样干的，印度也是这样干的，相比于逻辑，“与国际接轨”显然更重要。

 

在MPS体系中，观察的中心是实物，MPS体系的投入产出表中先有实物表，后有货币表（价值型表）。一个社会的经济运行归根结底建立在实物流的基础上，社会之所以需要这些实物流，是因为它们有“价值”。然而，“价值”却是一个难于把握的概念，更不用说度量了。古今中外无数的学者在讨论“价值”，至今莫衷一是。马根瑙（H.Margenau）注意到，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实际行为能够统计地度量，它们揭示了人所做的和所要做的东西，他称其为“事实价值”。

 

建立“一般均衡论”的瓦尔拉斯（Walras）其实就是试图发现“事实价值”，他首先用“效用”代替价值，作为分析的基础，在效用递减的假设下，建立起了“一般均衡原理”以说明价格的形成。由于价格是可以统计的，可视为社会的“事实价值”。此后经济学家们摆脱了令他们苦恼的“价值”，在价格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理论大厦。甚至“价值”这个词的定义，也转为“价格乘以交易量”——根本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价值”了。

 

在这个新定义下，货币量就是价值，一切经济行为，归根结底是追求货币的积累。而SNA体系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SNA体系的核心指标GDP,就是各广义“行业”新增货币量——“增加值”的总和。

 

主流教科书称：“MPS主要反映物质产品的生产、交换和使用的实物运动；SNA除核算货物和服务的实物流量外，还注重收入支出和金融交易等资金流量和资产负债存量的核算，能更好地反映社会再生产中实物运动与价值运动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的运动过程。”（《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管理百科，HR管理世界网）

 

用普通人的语言说，MPS只关注真实的物流，而SNA更关注与之相伴的货币流。从治国的角度看，对整个社会的粮食、钢铁、机床、计算机等等的生产、消费平衡当然需要心中有数。但从资本家的角度，这些都是手段，赚钱才是目的，当然首先要关注货币流。事实上，现在的货币循环已经远远超越了实物循环，已经有了自己独特的逻辑与机制。（见王中宇《货币循环的另类观察》，《科学时报》2009年11月5日A3版）

 

在这样的视角下，观察到的本质上是交易量。制假、贩假、贩毒创造交易量，同时损害健康，又为医疗产业制造了需求，同样创造交易量；污染环境的企业在创造交易量，治理污染同样是商机，也在创造交易量。最彻底的莫过于凯恩斯：政府出钱，请人买工具去挖下一个“大坑”，然后再请人把这个“大坑”填起来。两者都在创造交易量，都能促进GDP的增长，是应对经济危机的良方。

 

事情演变到这一步，已经与我等百姓朴素的直觉相悖。经济学家们的每一步都是理性的，其证明都显得严格而科学，而综合起来，却成了埃舍尔笔下的怪圈（见图）。当我等百姓对着怪圈目瞪口呆之时，经济学家愉悦地嘲弄道：这就是真理，真理不需要愚氓的投票表决！

 

自负的经济学家赢得了刻薄的回应，网上出现了“经济学家与两坨屎”的笑话，进而流传着《经济学家吃屎与GDP笑话的经济学解读》一文（笔者未能查出其原始出处，比较完整的转载版本见http://hi.baidu.com/eternal_oceanus/blog/item/5c584c383da6122596ddd834.html）。此文从这个粗俗的笑话出发，生动地解释了许多费解的经济现象。

 

马根瑙指出，每一个“事实价值”促使我们询问：它事实上是否应当是价值？换而言之，马根瑙对“事实价值”心存疑虑。怪圈告诉我们，GDP至少不反映社会整体的价值。于是人们被迫追问，它到底反映谁的价值，什么价值？

 

回顾毛泽东治国，很像是大家长治家。首先要保证这家人不被外人欺负；还要追求家计兴旺；还要追求家业长远，不能为眼前利益将立家之本败光了；还要追求家中和谐，别看他“阶级斗争天天讲”，他其实最怕家里出现阶级分化，他的理想是“六亿神州尽舜尧”，他的梦魇是“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

 

到了GDP挂帅的时代，更像是CEO管理公司，目标清晰而单一：利润。让毛泽东忧心的那些事，在CEO们看来子虚乌有，莫名其妙。只要利润积累起来，有了财力，什么事摆不平？这样的定位，反映在统计上就是SNA系统。可见SNA系统的价值其实是老板们的价值。

 

2004年，国家统计局前局长李德水一边重复萨缪尔森对GDP的赞歌：“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一边承认“一是它不能反映社会成本，二是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的方式和为此付出的代价，三是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的效率、效益和质量，四是不能反映社会财富的总积累，五是不能衡量社会分配和社会公正”。（《关于GDP的几点思考》，《经济日报》2004年4月30日）

 

为应付环保压力，联合国试图在SNA系统中引用“绿色GDP”，这其实是一个大忽悠。SNA系统的基准是价格，价格在交易过程中形成。而环保要求的是对整个人类持续生存的保障，这样的价值与交易价格在逻辑上根本没有交集。硬将环保的价值套在GDP的战车上，表明了资本的“雇佣学者”不知天高地厚，以为他们给倒买倒卖过程创造的理论框架就可以覆盖全人类生存的价值。

 

 

MPS体系已被废除，毋庸讳言，它有很多缺点，但其核心视角：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对治国却不可或缺。

 

社会经济体系是一个动态系统，它在不断运动的同时，必须保持许多关键的平衡，否则就会走向解体。上世纪80年代，在“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氛围下，学界热衷于“非均衡增长”，保持平衡成了保守落后的代名词，打破平衡则时髦而先进。

 

现在我们看到，经过30年的“非均衡增长”，经济结构矛盾、地区矛盾、社会不同群体的矛盾、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矛盾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让经济学家们自豪的巨量经济增长，在扣除这些矛盾带来的代价后，到底所余几何？

 

当年批判均衡论的一个最有力的论据是：经济现实中均衡是偶然的，而不均衡是普遍的。这当然是事实，但却不是可以忽视均衡的理由。动态系统类似于飞行器，均衡状态类似于“标准弹道”，许多参量必须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如冲角、侧滑角，超过限度可能导致飞行器解体。所以飞行器都有各种控制系统，真实轨迹一旦偏离标准状态，就会将其拉回，这就是系统的稳定机制——系统得以长期生存的保障。

 

对社会经济系统而言，统计系统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帮助社会了解对关键的平衡出现的偏离，缺乏这些信息，系统的稳定机制就没有着落。

 

MPS体系关注国民经济的劳动资源平衡、社会产品生产/消费/积累平衡、社会产品分配平衡、财政平衡、固定资产平衡等等。这些无疑是重要的，但对一个动态系统而言，首先应弄清哪些平衡事关系统的持续生存，统计体系应在此基础上关注相关的信息。

 

在现实的经济系统中，货币循环处于最上层。所有的经济活动，除了购买最终消费品之外，其动力都是利润极大化——积累更多的货币。经济学教科书宣称：社会之所以会创造货币，是因为需要一种“一般等价物”，以提高交换的效率。从这个视角看，货币是实体经济的影子，立竿才能见影。而从经济现实看，驱动实体经济运转的是积累货币的动机——把竿立起来的是影子。

 

因此货币循环事实上控制着实体经济，货币循环可持续，是实体经济可持续的前提。此轮全球经济危机，从生产力的角度，没出任何问题，从社会的客观需求（不是“有效需求”）看，也没有任何问题。问题出在“影子”——货币循环上。因此观察货币循环的可持续性，就成了统计系统最基本的任务。

 

笔者在分析统计数据时发现，过去30年间，在货币循环中，资产性收入与工资性收入间失衡持续扩大；追逐利润的货币与祭献利润的货币间失衡持续扩大。这种失衡又导致货币系统与实体经济间的两个失衡持续扩大：产能与国内购买力间的失衡、货币发行量与真实财富间的失衡（见《货币循环的另类观察》，《科学时报》2009年11月5日A3版）。

 

当今我们遇到的经济困难，溯其根源，均在于此。而我们的统计系统未考虑观测相应的平衡，人们只能利用间接的数据，通过迂回的方法去发现它。

 

按照主流经济理论，当今的经济体系中实行“按要素分配”的原则，所谓要素，分为三大类：劳动、资本与权力。那么从全社会的尺度看，这三类要素各自获得的货币流量就应是经济统计的基本指标，然而，我们没有这样的统计数据。

 

在社会的货币存量中，应搞清有多少要购买最终消费品，并顺带祭献利润；有多少是在追逐利润。对判断经济运行态势，这些显然是必要的数据，但我们也没有。要得到这样的数据，需要了解各种分布结构。如在工资性收入方面，低工资者的收入显然绝大部分只能用于日常消费，而高工资者（如年薪数百万、数千万的国企老总们），他们的日常消费只占收入的零头，剩下的都会转为逐利资金。

 

其实通过抽样统计，完全可以得出必要的基础数据，这是城调队、农调队的基本业务，剩下的是在基础数据上进行处理。比如，可以将所有的工资收入按高低排序，再将其分为总量相等的n组，计算出每组的最高、最低与平均工资，并计算出该组成员在总受薪人口中的比重。用类似的方法可以处理所有的结构问题（比如存款分布）。有了这些结构数据，即能比较准确地把握两类资金的数量。

 

 

现在各国的统计系统是SNA体系的一统天下。然而从次贷危机到金融海啸，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表现出预见性，证明了SNA体系无法观察到国民经济这个动态系统的失衡，无法发出有效的预警。花费巨量公帑建立的统计系统，表现得如此无能，证明“联合国”、“发达国家”之类招牌，不足以保证一个理论或体系的科学性，被舆论尊为“权威”、“大师”者，也未必可信。还是鲁迅讲得实在：“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那问题症结何在？

 

当年陈云曾打过一个比喻：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这个比喻其实道出了国家与企业的不同角色。

 

对企业而言，货币环境是外在的两池“水”：其一是逐利资金，企业需要设法由此获得投资；其二是购买力，企业需要设法由此赚得利润。作为靠这两池“水”生存的“鱼”，众多企业的共同努力，不断地将一池水灌入另一池中。长此以往，“鱼”们的生存环境将走向崩溃。然而CEO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不关我的事，我的职责是为股东挣利润！”

 

那这是谁的职责？只能是政府。可见为了社会的长治久安，政府的基本职责是矫正企业行为造成的社会失衡。打个不那么恰当的比方，对社会的货币环境而言，企业是污染者，而政府必须扮演环保分子的角色。可见政府的账本与企业的账本需回答不同的问题，应有不同的视角与理念。政府的账本必须关注宏观失衡的具体情况，这是研究、制定相关对策所需的基本信息。

 

了解企业财务报表的人不难发现，SNA体系与企业财务报表相似，它采用的复式记账法，就直接来自企业财务报表。它的各项指标围绕着“增长”这个视角。“增长”在企业就是正的现金流，这是企业生存的前提。而国家是货币的发行者，是企业生存环境的维护者，怎能用企业的视角来观察社会经济系统？

 

可我们就是这样做的，一位事实上充当国家首席经济学家多年的学者，他的具体社会职业就是某“管理学院”院长，而“管理学院”的功能是教企业老板如何挣钱。于是陈云的忠告被称为“鸟笼经济”，被视为保守、顽固。而国家的角色被定位于为利润极大化“保驾护航”，“亲商”成了各级政府竭力标榜的招牌。

 

用这样的视角驾驭国民经济这个动态系统，焉能不出问题。

 

《科学时报》 (2009-11-24 A3 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