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保罗或乌尔法的基督教”、“3~4世纪时的民族大迁移”、“希腊亚历山大哲学学派的柏拉图主义”、“中世纪早期的史诗”、“公元1200年左右英国封建社会的形式结构”、“基督教历史上的婚姻”、“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菲利普二世的地中海时代”……学历史就像研习任何一门学科一样，要往头脑里塞进一大堆术语，把它们扔进大雨天的水洼里当砖头踩着过去。这些名词用同一种语言书写出来，给我们一个印象，即历史就是由这些连绵不绝的事件、时刻连缀而成的：“萨拉米斯海战”之所以存在，是为了后人回顾希波战争时可以有个抓手，不至于望着枯燥的年份数字和人名不知所措；“赤壁之战”包含从“舌战群儒”到“华容道”的一系列有机联系的事件，仿佛一部戏曲的各个唱段一样，是互相独立又前后勾连的一串故事。

 

迈克尔·欧克肖特生于20世纪初，与他同一代明星级政治思想学者，如里奥-施特劳斯、汉娜·阿伦特、沃格林等，挖古典资源挖得极深，让欧克肖特觉得，他们有种“传统”情结，仿佛要研究过去的事情，就一定要理出一条一脉相承的线索来。施特劳斯们的抓手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圣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马基雅维里、洛克、卢梭以及马克思，这一系列人物就构成了政治思想史的主要谱系。欧克肖特却不作如是观，他认为，把这些的思想串联在一起只是出于一种教学上的便利，探究政治思想史也不要只盯着那些经典文本，而要把政令、法令、宣言、法律文本之类都列入考察对象的范围。

 

作为政治思想家的欧克肖特，其论历史的文章不被视为其最重要的作品，但读这三篇文字，我们能够体会到他的思路是多么一贯。不管在什么时候，他都那么敏感于“古为今用”、“以今释古”的惯性思维，认为这不是历史研究应有的态度。就像他不把西方思想史的演进看作一种必然一样，就广义的历史而言，他都主张把过去幸存下来的“残片”——例如考古发掘的物品、前人的文献、流传下来的习俗等等——交还给过去，最大限度地还原过去的本来面目，而不要急于在其与后来发生的事件之间建立因果传承。“先行的过去不是一个‘孵化’后来的历史事件的‘孵化器’”，我们手边所有的残片都不是为了回答史学家的问题而幸存的。

 

一个很有西方味的笑话是这么说的：“这个湖为什么干涸了？”“噢，去年有艘装满吸墨纸的船不幸沉在了这里。”如果把干涸的湖看作“现在”，那么发问者希望得到的应是一个涉及气象、地质、周边水文情况、环境变化等内容的回答，希望获知一个可以从逻辑必然性上解释“现在”之为“现在”的原因。答案是出人意外的，甚至荒谬不经的，然而仔细想来，“装满吸墨纸的船”却不失为一种纯属偶然的解释，它跳出了常规思维的约束，意味着一个与“现在”无关的“过去”。

 

欧克肖特认为，历史也曾是现在，当它们被压缩为“希腊化时期”、“宪章运动”、“文艺复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等等概念的时候，我们便将它们列入可利用的已知事件，此时，他提醒道，我们一定不能忘记这些事件的存在不取决于我们的想起和提及，它们在极端意义上就是那些荒诞的“装满吸墨纸的船”，不需要理由就空降入历史中的现在，又出于机缘巧合留下了文字记录或实物遗迹，从而被我们所得知、所概括。遵循这样的教诲去治史，当会产生足够谦卑自律、谨小慎微的史学家。所以，坚定的保守派欧克肖特看起来完全是哈耶克的盟友，他们都反对计划、反对理性主义历史观，永远站在偶然性的一边，认为一个历史事件的形成是“各种各样有分歧的计划和行动无意的结果”，断定试图在历史中寻找规律以规划未来是危险的；治史就应把残片放回其母体、其原有处境去端详、分析、判断，在这个意义上，欧克肖特又与善于换位思考的法国人雷蒙·阿隆不谋而合。

 

不加限定的话，英国保守主义的这类论调早晚要被（也许已经被）扣上“不可知论”的帽子，因为它们总是摆出一副向后看的姿势。欧克肖特当然不会取消我开头提到的那些概念的合理性：西班牙君主菲利普二世活净一辈子，干完种种或精心谋设或突发奇想而干出来的事情，留下他应该留下的东西以后，后来的史学家，比如费尔南·布罗代尔，就得根据这些东西，再结合同时代的其他残片证据，去小心翼翼地为那一时期的欧洲编绘图景，用当下的文字去叙述、概括过去。在严格依循证据的情况下想象性地建构一个过去，并用著作提出自己的想象，“邀请”人们一起来想象一个“没有幸存下来”的人类状况的繁复而前后一致的全貌，这就是欧氏心目中史学家的本职工作。

 

马克·布洛赫名著《历史学家的技艺》里有个观点的引用率颇高，大意是：“归根结蒂，我们总是有意无意地借用日常经验，在必要之处增色涂抹并改变之，以帮助我们恢复过去的点点滴滴。”这种对知识权力的公然主张就让欧克肖特不甚满意了，他说此论“意义不明确，也比较夸张”，但布洛赫究竟是一流人物，更何况还有爱德华·吉本这样的利用当下经验推释往昔的伟大先例在前，所以，欧氏也只能讪讪地评价：这样的行径“不是一种美德”，并且急忙补充说，在不去寻找“起源”或“目的”或其他与“历史规律”这种伪命题有关的东西的前提下，史学家乐意把手头的摊子铺得很大还是很小，是想象一大片（比如罗马帝国兴亡全过程）还是想象一小块（比如克娄巴特拉女王自杀前后），这是他们自己决定的事，言下之意，他的一家之言虽不足以给历史研究厘定界限和规则，但保守主义的原则是要捍卫的。我也必须承认，保守主义再怎么拘谨，再怎么死样怪气，终究是“小心驶得万年船”的哲学，何况那还是个装满了大捆吸墨纸的船。也许历史迷宫的中心真有个米诺陀在等着，但是没到真正谋面的时候，古往今来的忒修斯们，又有谁能说自己手里捏的就是真正的阿里阿德涅的线头呢？

 

《科学时报》 (2009-11-12 B3 社科 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