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确实已经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从农业支持工业的发展逐步转向工业和城市支持农业、农村的发展。”10月29日，在现代农业发展与国家粮食安全暨黄淮海现代农业发展战略高峰论坛上，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作大会特邀报告时这样表述。

 

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草案）》，拉开了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而三十年后，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农业与农村问题再次被推向风口浪尖。

 

 

“虽然我国已经连续5年实现粮食增产，但我们对农业发展问题还不能掉以轻心，必须居安思危，有忧患意识。农业农村的发展对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对于改善农民生活也发挥了很重要作用，而改变中国农业、农村的相对落后面貌仍是一件非常艰巨的任务。”

 

建国以来，走工业化、城市化道路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和制度方向。“但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更多的资金是从农业、农村中汲取的。”这一状况在目前的社会经济形势下必须作出改变。

 

“今后12年农村工作的基本要求，《决定》中提到，第一，要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战略任务；第二，要把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作为基本方向；第三，要把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作为根本任务。”陈锡文认为，从这三点可以判断出，我国总体上已经进入一个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已经进入了一个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加快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重要时期。

 

陈锡文说，在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曾做过这样的分析，他说纵观全世界已经实现工业化国家的历史，可以看出它们都经历过这样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它们工业化的初始阶段也都是从农业中汲取资金的；第二个阶段，当工业化发展到相当程度之后，这些国家都开始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农村的政策措施，这样的变化任何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要经历。

 

“2004年以后，党中央、国务院对农业支持的力度明显增加，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我们有与时俱进的思想认识；另一方面国情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和条件。”

 

进一步分析，2000年我国GDP总额9.9万多亿元，2008年GDP总额超过30万亿元，8年之内GDP总量增长2倍；从财政收入角度看，2000年我国财政总收入1.34万亿元，而2008年财政收入达到6.13万亿元。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变化，所以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确实已经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从农业支持工业的发展逐步转向工业和城市支持农业农村的发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充满信心。”陈锡文说。

 

陈锡文认为，从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来看，充分肯定了30年来农村改革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贡献，但同时也指出了当前农业农村工作中存在的一系列不容忽视的严峻问题。

 

“《决定》中的三句话读过的人一定记得：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大。”在陈锡文看来，这三句话非常深刻地刻画出了当前农业、农村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矛盾，也充分体现了党中央下决心解决好“三农”问题的信心和决心。

 

农业基础薄弱最主要的是土地资源问题。2006年全国第一次农机调查时的数据表示，我国耕地总面积19.51亿亩，2008年的统计结果是，耕地面积降到18.26亿亩，过去12年中耕地总面积减少1.25亿亩。“如果不坚持严守18亿亩耕地这个硬指标，农业今后面临的形势将比以前更加严峻。”陈锡文说。

 

在农业基础设施方面，陈锡文认为，这些年国家在水利上下的功夫非常大，但主要集中在对大江、大河、灌区的改造上，对微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体制，在一定程度上还有理不顺的地方，因此农田水利设施面临着非常大的危机。

 

在农民的整体素质方面，中央明确强调要培养新型的、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农民，这与大多数农民的实际现状相比是很高的要求。陈锡文说：“虽然针对农民的培训近年来一直很多，但总体来看更多的是对农民转业、进城打工的培训，而不是提高农民本身的素质，这方面十七届三中全会已经作了明确部署。”

 

在农民增收问题上，2008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是历史最高，达到4761元，去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781元，也是历史最高水平，城乡居民之间的差距第一次突破10000元，比例是1∶3.3，同样是历史最高水平。

 

与陈锡文给出的另一组数据相比较，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之前的1978年，农民纯收入134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3元，差距是1∶2.57，30年之后变成1∶3.3，这说明城乡收入的差距在增大。

 

这些年来，国家针对农村发展的投入力度是空前的，但即便如此，城乡的差距依然很大。“以前我们对农民在这方面的欠账太多，因此中央也强调农村的发展最需要扶持。”

 

陈锡文说：“农村最关注的是八方面，‘硬件’是路、电、水、气；‘软件’是文化、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除了生产效率方面的差距之外，城乡之间最大的差距就表现在这八个方面，如果能够把这八个方面城乡之间的差距缩小，我想总体小康就实现了，我们的基本现代化也就可以实现了。”

 

针对我国农业未来发展的问题，陈锡文认为，现在已经到了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发展现代农业刻不容缓。

 

“坦率地说，我国现在的农业资源以及农业手段，已经满足不了国家经济建设和发展的需要，也满足不了13亿多中国人民提高生活质量的要求，标志之一就是进口的大宗商品数量在不断增加，包括大宗农产品进口数量的不断攀升，这其中最突出的大豆、植物油、棉花，进口数量增长惊人。”

 

陈锡文分析说，大豆进口量去年3744万吨，今年到9月底进口量已经超过3200万吨，全年进口量可能会超过4000万吨，而我国自己生产1500万吨大豆，由此导致的结果很简单，我国市场上大豆价格以及和大豆有关的农产品价格都将由国际市场决定。植物油和棉花进口数量的增长幅度同样巨大。

 

“但是，2008年底我国耕地总面积18.26亿亩，加上复种指数，播种面积可以达到23.5亿亩。不过根据现有的分配比例，油脂占用面积2亿亩，糖料4000多万亩，棉花8000万亩，蔬菜2.6亿亩，剩下的7.5亿亩要满足国内需求根本不够用。”

 

但是，必须产出更多的农产品才能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才能确保人民生活的改善，因此，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已经到了关键时刻。

 

陈锡文认为，农业现代化不等于农业欧美化，特别是美国那样的大规模农场的既定模式不一定适合中国国情。中国的现实国情是，耕地越来越少，水资源日益短缺，对农产品的需求数量越来越大、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国内粮食消费对进口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

 

“中国的农业现代化一定具有中国自己的特色，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比较小的经营规模上实现现代化，这是国情决定的。”他说。

 

在陈锡文看来，农业的现代化发展取决于三点：第一，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对资源的利用率越来越高、越来越具有可持续性；第二，一定要有一个能够调动各方积极性的体制和政策体系；第三，要有一个能够适应现代农业发展和需求的农业经营主体，这三方面结合才能真正实现中国农业的现代化。

 

“我想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新格局应该是能够实现的。”陈锡文说。

 

《科学时报》 (2009-11-2 B1 区域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