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眼中，动物保护主义者是一个值得钦佩的群体，他们善良、热情、有爱心；但同时他们似乎又有些固执、偏激，令人不解，因为在这个人的权利还没有很好解决的当今社会，为动物的权利奔走争取，多少有那么点另类吧。
由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莽萍等写作和主编的《物我相融的世界》、《追求无残酷的文化》，前不久举行了新书发布会，邀请了一批学术界、文化界人士参加。也让我转变了一些对动物保护主义者的刻板印象。动物保护主义者并非是一群喜爱动物的“爱心泛滥人士”，他们中有人就说自己不喜欢动物、从不养宠物；他们也并非徒有感性缺乏理性的人，因为中间不乏严谨的大学教授；这个群体不断有新鲜血液的补充，有新兴的摇滚乐手、有“80后”、“90后”的加入。而如果要找出他们的共同点的话，那就是他们都尊重生命，尊重生命的权利。
新书发布会即将开始时，走入会场的莽萍，看到会议室布置成标准的主席台加听众席模式，她一边说“这太恐怖了”，一边组织与会者把座位摆成“圆桌”形式，因为“这样的形式大家更好交流”。这或许是动物保护主义者根深蒂固的平等思想使然。当然，在充分交流中新书发布会也开得十分热烈。
《物我相融的世界》，莽萍等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出版，定价：28.00元
《追求无残酷的文化》，莽萍、菡月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出版，定价：35.00元
□本报记者 李芸
深厚的仁爱精神
在今天的中国提起动物福利、动物权利，持异议的人并不在少数，“人还没有吃饱饭呢，就来谈动物权利，未免太超前”，“动物权利是西方人的思想，我们暂时没实力也没必要”。果真如此吗？不，让我们回溯传统中国，在GDP远不如今天的古代，仁民爱物的思想我们一直都有。
“当我们去了解中国历史，会发现中国古人有过非常好的道德上、政治上的爱护动物实践。譬如从南北朝一直到唐代都在实行‘断屠’制度。大唐近300年历史里，有290年每年里有3个月、每个月里有10天是要禁止屠宰动物的。这个仁慈的制度固然是受到佛教的影响，但是如果没有中国历史上仁民爱物的传统，没有一种推己及人、推己及物的伦理关怀，也不可能出现。”莽萍说，“今天很多人认为，保护动物立法是西方的东西，但其实保护动物的律令诏书和法律，在我国历史上早已经存在，皇帝的诏书、法典、律例上，有很多防止动物过度利用的规定。”
呈现中国古人孜孜以求的、与天道和自然万物相合的生活与理想，是《物我相融：中国人的信仰、生活与动物观》的创作初衷和主旨。该书由社会主义学院莽萍副教授、清华大学副教授蒋劲松、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田松、中国现代文学馆编辑杨帆、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苏静共同写作。在书中作者们挖掘了那些被湮没、被抛弃的传统——值得珍视的宗教传统、爱物哲学和深厚的仁爱与慈悲精神。通过书中内容，会发现古代中国人曾经有过彻底友善地对待自然、对待动物的宗教、哲学、思想、艺术乃至生活，人们对动物的同情和道德实践曾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工业文明下丢失了人道
然而在今天，动物问题却非常严重且复杂。譬如野生动物，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受贪欲和商业暴利的驱使，很多野生动物成为濒危动物。譬如家养动物，活牛活猪的注水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有的省份出栏生猪在运输屠宰环节被活着注水几乎达到80%的程度。更令人痛心的是，这些关乎我们的道德、关乎我们社会怎样对待生命的问题，是以保卫我们的菜篮子、让我们吃到放心肉这样的名义提出来的。
那中国人对待动物、对待自然的传统是如何被丢弃的呢？在新书发布会上，专家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田松说：“近代以来，我们的头脑被西方文明格式化了。现代人相信自己凭借科学及其技术，有权利也有能力改造自然。在我们接受了工业文明的意识形态之后，自然就失去了它的灵性，由充满万物之灵的世界变成了物的集合，蜕变为人类的资源。”清华大学教授刘兵认为，因为我们现在社会“强调的是走向竞争、走向残酷的意识形态，而很少把仁爱教育作为教育核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通进说：“我们现在看待社会的方式受到科学主义思潮等的影响，譬如笛卡尔的‘二元论’，让人认为人与动物的不同在于人有灵魂而动物没有，只有人能感受痛苦。譬如‘只有人是道德共同体的成员’，推出‘人类对动物没有道德关怀的责任’的结论。这些观念都影响着现代中国对动物的看法。莽萍的新书反观了中国古代思想，可以看出我们以前不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而是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共同体，是连续的统一体，我们能够感受动物的痛苦，动物与人类是命运共同体。”
立法是关键的一步
发布会上，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张丽达带来了她创作的歌曲《小熊》。不久前张丽达在电脑上看到“活熊取胆”的信息，因为她自己得过胆病，了解胆病的痛苦。而人类为了制药，养殖小熊活体榨取胆汁，将活熊终身囚禁在不到半米长的笼子里，为了不让熊叫喊而割掉它们的声带，为了不让它们伤害人类而砍掉它们的前肢……极度伤心而又希望唤醒人们的张丽达创作了《小熊》。在张丽达带来的孩子们的合唱中，不少与会者都红了眼圈。
北京大学教授何怀宏说：“孩子们的歌声让很多朋友动了感情，很多事情都是由最初的情感和不忍之心来发端和推动的，当然我们还要将保护动物推到一个理性的层次，而且是法律的层次，这样才有可靠的保障，才能使这一事业在整个社会形成风尚习惯，在我们的行为中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
何怀宏的观点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虽然现在为动物保护立法还受到很多阻碍，但立法是必行的一步。莽萍说：“现在关于动物保护的法律还只有野生动物这一块，同时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归根结底是我们没有在道德上认识我们对动物的责任，没有尊重生命的概念。但如果没有法律，情况可能会更糟糕。我们呼吁为保护动物而立法，这是社会治理的关键一步。同时为保护动物而立法，正是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化仁爱精神的最好方式。”
《科学时报》 (2009-10-29 B1 读书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