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菲尔德1949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化学学士学位。他在化学实验室工作时意识到，在化学领域当中，信息检索是非常重要的环节。毕业以后，加菲尔德就加入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威尔士医学图书馆索引项目的科研小组，从事有关如何提高文献索引的质量和效率的研究。

 

由于当时化学信息索引和文献整理工作需要花很长时间，加菲尔德想到：要想提高文献信息检索质量和效率，可能需要不同的检索方法。于是加菲尔德产生了引文索引的想法。

 

1953年加菲尔德离开威尔士项目之后，为了继续这项研究并达到专业水平，他又到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系学习，1954年获图书馆硕士学位。第一年他申请到了奖学金，所以不必担心生计问题，他得以有时间把他的科学引文索引的创意写成一篇论文，1955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这使加菲尔德小有名气。

 

毕业后，加菲尔德到费城一家医药公司做咨询顾问，然后在一个经过改建的养鸡场里创建了自己的私人公司。

 

为什么要开自己的公司？“我要挣钱养活自己！”加菲尔德说，“刚到费城做咨询顾问，顾问不是固定的职业，资金有限，所以要建立一个自己的公司。那时公司一个最大的收入是来自一个产品《现期期刊目次》。作为咨询顾问，我是服务IBM项目的，当时计算机是用打孔器来打，而我是当时对IBM打孔器最熟悉的专家。由于那样一个背景，我用IBM打孔器制作了第一本科学引文索引。”

 

1960年加菲尔德把自己的公司改名为科学信息研究所（ISI），又去了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61年成为结构语言学博士。

 

SCI得以建立，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是1958年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约书亚·莱德伯格博士，看到加菲尔德发表在《科学》的文章，他写了封信给加菲尔德。在他的鼓励下，加菲尔德申请了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研究基金关于遗传学引文索引的项目。评审委员会组织了6个来自不同专业、特别是生命科学领域的专家来评估这个项目。结论是要做成功这个项目，必须建立一个多学科的数据库，使之成为多学科发展的共享“智库”。

 

1961年，加菲尔德出版了第一本关于遗传学的引文索引；1963年，加菲尔德正式出版了第一本《科学引文索引》（SCI），从遗传学引文索引扩展到科学引文索引。但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都拒绝资助加菲尔德《科学引文索引》的出版，所以加菲尔德必须决定是继续做下去还是就此停止。

 

“我决心要孤注一掷、背水一战，继续出版SCI。”加菲尔德的这个决定基本上把他逼到濒临破产的境地，因为要推出SCI成本很高。那时华尔街的几家大银行联合起来给他投了些钱，加菲尔德花了5年时间才把这个公司做到收支平衡。

 

1972年，SCI被放在了当时的联机检索服务里。那个时候没有互联网，SCI是最早加入到Dialog（迄今最大的也是最早的计算机联机检索系统）里，在Dialog平台上进行联机检索服务，那个时代数据是通过传真机的方式传输出去的。

 

随着《科学引文索引》普遍被接受，利用科学引文索引的编排方法，1969年加菲尔德开始出版《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10年以后，又出版了《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A&HCI）。“我们的目标是出版一个数据库，使得一个大学里所有的核心都能够通过引文索引检索出他们所需要的信息。”加菲尔德说。

 

 

 

随着SCI的普及，一些科学家还有社会学家，如罗伯特默顿，意识到SCI引文索引可以从事很多关于科学史、科学政策的评估。这样，慢慢形成一个新的学科领域——科学计量学。

 

“这项研究也可以帮助科研管理机构更好地去理解科学的逐步发展，按照科学发展的趋势在某些领域投入我们的研究基金。同时也有很多科技政策的制定者、政府官员以及一些科技管理官员开始逐渐意识到，利用引文索引在评估和分析科学研究绩效和发展趋势方面的重要性。”加菲尔德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在早期ISI里的亨里·斯莫尔博士所创造的共引分析，到随后的德雷塞尔大学以及像陈超美博士所做的现代的科学图谱、科学数据可视化等这样的世界各地、包括大连理工大学WISE Lab开发的研究工具，帮助我们更好地去理解引文数据背后体现的规律。”

 

1964年加菲尔德正式出版第一本《科学引文索引》的时候，开始利用引文索引，去研究科学的历史，如关于DNA的历史。1965年加菲尔德发表了一篇论文，用SCI分析找出55个被引搜索次数最高的作者，发现其中12位是诺贝尔奖获得者。

 

加菲尔德说：“这个例子说明一个作者被引用的次数、频率也有可能成为获得诺贝尔奖的一个指标；我们建立了一些相关的指标，发现对于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所发表的论文总数是一般作者所发表论文总数的5～6倍，这是其中的一个指标；另外更重要的一个指标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论文被引用的次数是一般学者的平均数的30～50倍。99%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发表的论文被我们称之为经典引文，这些经典引文被引用的次数达到上万次。接下来的25年我们发表了很多相关的研究。”

 

加菲尔德认为，SCI数据用在科学统计、评估中没有错，关键是驾驭科学评价体系的人要有良好的科学素养、对科学耿直无私的忠诚，制定出一个基本公正、合理的评价考核机制。仅靠数字运算的方式作为评估标准必然造成简单化和粗放化，导致挫伤科研工作者的创造激情，扭曲科研工作的真正意义甚至使科研工作者变得功利化。

 

中国学术界在上世纪80年代末引入SCI，的确使中国科技工作者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科技工作者一样品尝到了SCI带来的科研成果盛宴，为繁荣中国学术、使之跻身国际舞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至于目前，SCI数据作为科研单位、科研人员绩效考核的刚性指标渗透进项目评审、申报，科研人员争取科研经费、晋升、奖励，科研机构、学校排名次序，博士生申请学位等几乎所有角落，加菲尔德说出了他的担忧：“专家在利用SCI数据进行评估和分析，应该说是可以的。但是现在有一种趋势，就是仅就数字简单地进行比较。这个比较不是那么简单的。不要把苹果和梨作比较，一定要把苹果和苹果作比较。”

 

目前，中国论文数量呈指数型增长，有统计显示，从1981年到2007年论文总数增长了47倍，但论文质量不容乐观。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公布的数据，从2007年到2008年8月31日，我国被SCI收录的573486篇论文中，每篇论文平均被引用次数为4.61，排在14个被引用次数较多的国家（地区）中的第12位。

 

“中国科学研究的发展非常快，论文的数量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但是片面追求论文数量，会造成一种整根香肠切成一大堆小香肠片的现象。”加菲尔德表示，“我们希望的是创新性的科学，不是单纯追求数量。要理解科学发现的过程和它的规律，从而作出伟大的发现和科学研究，最后产生伟大的论文而不是简单地多发论文。希望中国在未来的10～20年，不仅发表更多的论文，而且更多地发表具有高影响力的论文。”

 

如何建立科学的学术成果和个人考评机制，能够解决和协调科学共同体内部问题的科学自组机制，是科学家和科技管理者们亟待解决的问题。无论是科研工作者，还是科研机构的管理者，或是政府科研政策的制定者，都要以承担责任、即自己的行为符合自然普遍规律为己任。“你的行动，永远不能只看做是手段。要把你自己的人性，和其他人的人性，在任何时候都同样看做是目的。”加菲尔德说。

 

《科学时报》 (2009-10-27 B4 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