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教师节的前一天，高小霞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离开了高先生托付了一生、挚爱了一生的北京大学，离开了她几十年相濡以沫、肝胆相照的徐光宪先生。

 

转眼高先生已离去整整10年，2008年9月9日，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多已经白发苍苍的学生们陪同已是耄耋之年的徐先生，在万安公墓高先生的墓前，寄托我们无尽的哀思。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10年了，我们有太多的事要向高先生汇报。首先要汇报的是我们国家在这10年当中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在国际实力和地位已极大提升。2008年在北京成功举办了第29届奥运会，科技教育事业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特别要报喜的是，徐光宪先生荣获了200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我们都为徐先生在科学技术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为国家作出的突出贡献而欢欣鼓舞。

 

徐先生今日的成就确实来之不易，我们做学生的都深知，徐先生和高先生感情笃深。新中国成立后，高先生放弃了在美继续深造攻博的机会，冲破种种艰难险阻，毅然决然地和徐先生一起回国效力。几十年如一日，共同辛勤耕耘在祖国的科学教育事业上，无论在事业上还是在生活中，他们都是一对有口皆碑的模范院士夫妻。

 

在高先生离开后，徐先生身心交瘁，每逢清明节和高先生的忌日，他都要送上花篮，寄托思念，诉说衷肠。如今88岁高龄的徐先生已步履蹒跚，走路都需要拐杖和搀扶，但他仍坚持每年都要到万安公墓去看高先生；在徐先生家里的客厅首先看到的是高先生的巨幅照片，总让人想起她的音容笑貌；高先生看过的书籍、遗著，至今仍井井有条地摆放在书架上。就在我2008年回国后不久，徐先生还把高先生生前出版的院士文库专著《稀土农用与电分析化学》赠给我，扉页上是徐先生的亲笔签名“云辉教授惠存，徐光宪代赠，2008年元月”。其实这本书，在1997年刚出版时，高先生就已经赠给过我。这两次赠阅，虽然物是人非，但意义非凡。

 

徐先生始终是一位坚强执着的人，经历了磨难之后，他又重新站立了起来，老当益壮，坚持不懈地指导研究生，撰写学术论文，为国家的稀土事业献计献策。站在国家科学技术领域最高领奖台之前，他还于2005年荣获了何梁何利科技成就奖。记得当时我在美国与徐先生通电话时，徐先生告诉我他获得何梁何利奖的喜讯，并特别兴奋地告诉我他用100万元奖金中的大部分，在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设立了“霞光奖学金”，用于奖励和资助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以便让他们更好地完成学业。“霞光”这一名称取自高先生和徐先生名字中的各一字，徐先生还特别强调这一奖学金的设立完成了高先生生前未尽的一个夙愿。

 

我自从1988年有幸师从高先生攻读硕士研究生，从事电化学分析方面的研究工作，就一直得到了两位恩师的关心、培养和帮助。

 

回忆往事，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昨天。高先生对学生在学术上严格要求，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怀和呵护。记得每周我们都要到先生家里汇报研究进展，先生总是耐心地给我们讲解，有时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讲述电化学分析的基本知识，以便让我们能够理解、掌握和应用。我们撰写的论文，高先生一遍又一遍地仔细帮我们修改完善。在高先生的指导下，我硕士期间就发表了三篇学术论文。更重要的是，是先生把我领进了科学的大门，让我对科学研究有了较深的认识。1991年我硕士毕业时，高先生再三劝导我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但由于家庭的缘故，我还是回到了老家江西参加了工作。我在江西工作期间，先生每年都要给我写信，鼓励我回北大深造，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能成行。

 

1996年底，我再一次收到了先生的来信，信中说，她和徐先生都已年岁很高了，如我再不回北大读博，将来怕是很难帮上我了。字里行间语重心长，情真意切，也让我痛下了考博的决心。当1997年秋我再次跨进北大的校门时，第二天高先生和徐先生一道，在勺园为我接风，欢迎我的回归。由于当时高先生的身体状况已不能再招收博士生了，后经过两位先生的反复商量，最后安排我进入了徐先生门下的严纯华教授课题组，从事钙钛矿类稀土磁电功能材料的研究。这样我的研究领域就由硕士期间的电化学分析转到了博士期间的无机功能材料。在两位先生的关怀、指导和帮助下，我又一次走上了科学的道路，而且再也没有回过头。

 

2002年我获得了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的资助，作为JSPS特别研究员，赴日本东京工业大学继续从事钙钛矿类无机磁电功能材料的研究；2004年我接受了美国工程院院士、国际著名的固体物理和固体化学家John B. Goodenough教授的邀请，赴美国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加盟了他的团队，从事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和锂离子电池关键材料的研究，研究工作又回到了高先生领我入门的电化学领域。有了高先生教导给我的电化学扎实的基础，有了徐先生和严纯华老师给予我的无机化学理论和实践知识，我才在新型能源材料这一新的领域中得心应手，在学术研究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不错的成绩，研究成果相继发表在Science、Adv. Mater.、J. Am. Chem. Soc.、Chem. Mater.等国际著名学术期刊上。2008年1月，我接受了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院士的邀请，放弃了美国的工作，带领全家回国效力，2008年9月我获得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回顾我所走过的路，每一个成绩每一次收获，都离不开高先生和徐先生的教诲和培养。他们不仅教我做学问，也教我做人，他们用实际行动教导我如何爱国。在他们的影响下，从出国的第一天起，我就想着如何学成之后报效祖国。高先生生前多次教育我们要珍惜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学好本领为国服务。当我身在国外期间，徐先生更是多次劝说我回国，2008年我们全家回国后，徐先生特别高兴，还不顾自己行动不便，与我们全家一起会餐庆贺，席间语重心长地教育回国重新接受应试教育、已上初中的我的儿子。两位先生的言传身教，让我们学会了如何脚踏实地地去做每一件事情，如何严格要求自己、多为他人着想，如何家庭和睦、夫妻恩爱。他们每次给我的信件当中总不忘问候我的家人，高先生第一次见到我爱人时就鼓励她也要好好发展，如今我爱人在美国后考了TOFEL和G-MAT，年届不惑还在坚持报考博士，很大程度就是牢记了高先生的教诲。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杜牧的这首“山行”是高先生生前非常喜欢的唐诗之一。诗中这种恬静淡泊的意境正是高先生生活的真实写照。

 

先生安息在香山的脚下，年年岁岁，烂漫纷飞的香山红叶都会陪伴着她，在劳累之时，可以停歇下来，尽情地欣赏尽染层林、共霞光一色的暮秋的片片霜叶；也许先生本身就是那一片霜叶，来自山间，给人间带来美景，又归落于山间，让来年的美景更加绚丽多彩！

 

（本文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特聘教授、2008年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科学时报》 (2009-1-19 B4 地方 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