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年3 月1 日，右起李敦白、许孔时、王玉奥运史上的罗曼蒂克姻顾育豹琳、姚越秀（作者，许孔时的夫人）合影。
浙江大学老校友从杭州寄来一本《邵浩然纪念文集》，翻开扉页，看到“浩然简介及遗像”。才知道原来浩然同志离世已50多年了！
我第一次见到浩然同志，是在1950年我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在浙大通讯组办公室，那天，我去取一篇校刊稿，见一陌生同志在和大家谈话，第二天，我问大家，昨天那位陌生人是谁啊，他们说：“他，邵浩然，大名鼎鼎，浙大学生会前主席，杭州市学生运动领袖，地下党员，诗人……”他去年夏天外文系毕业，最近刚回校工作，解放前后，他领导的戏剧班演的戏和他写的诗《红旗飘进了杭州城》、《我骑着童话的白马回来》……同学们可爱看啦，那充满革命激情的诗句，很多同学都会背。大家带着敬仰的口吻你一言、我一语地向我介绍着。浙大通讯组的成员多数是工学院三四年级品学兼优的好学生，社会工作中积极忘我的进步青年，我对这些学长很敬佩，他们这么推崇的人，肯定是了不起的好人。后来，我在校园内不止一次见过他，他总是腋下挟着书本，温文尔雅，神态平和，但不久又调走了。
看完纪念文集，方知浩然同志1955年被诬为“胡风分子”，在冤案中忍受不住侮辱和折磨，跳楼自尽了。像老舍、邓拓……一样，当“被自己人视为敌人”的厄运降临时，既然言语已不再起作用，只能以死表明自己的清白。看完纪念集，了解到浩然同志的妻子。他们1952年在“三反五反”运动中相识，这位女工在斗不法资本家时特别积极，有朴素的阶级感情，很朴实、泼辣、勇敢。当时党号召革命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所以浩然同志选择了她作为自己的终身伴侣。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开始后，浩然同志不明不白地被诬为“胡风分子”，感到十分委屈与痛苦，这时，他的妻子以斗不法资本家的姿态狠狠地斗他，骂他“反革命分子”，撕毁与他的合影，积极配合公安部门捕风捉影地“揭发”他的“罪行”，并断然抛开他们的幼女，离他而去了。她对政治可怜的无知，导致她对丈夫无任何思想转变地视若仇人，这对浩然来说，无疑是伤口上加一把盐，其痛苦可想而知，如果她稍有一点明辨是非的能力和清醒的头脑，在丈夫最需要理解和支持的时候，给他一点精神上的安慰，而不是落井下石，那么，浩然同志也许不会走这一步。
这时我又想起了另一位妻子，是美国朋友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的夫人王玉琳，她是我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的同事，关于他们夫妻的经历，我只得引用李敦白回忆录《红幕后的洋人》中的几段译文。
顺便说明一下，李敦白，现年87岁，出生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1945年第一次来到中国，1946年到华北解放区，被聂荣臻司令员留下，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工作了35年，其中16年在狱中度过。1949年1月21日，李敦白被疑为美国间谍在北平被捕，此时他已有了第一任妻子。1955年4月4日无罪释放时，第一任妻子早离他而去。1956年2月11日他第二次结婚，新娘就是我的同事王玉琳。1968年2月21日，他再次被疑为美国间谍被捕，此时，他与王玉琳已有了三女一子，1977年11月9日，李敦白因无罪而被释放，他在书中写道：
1955年4月4日上午，看守站在我的身后，“这是凌局长”，他说。
“李敦白”，凌开始说，“我们花了许多时间精力调查你的案子。我们发现你是一个……”，他迟疑了一下，似乎无法决定该叫我同志或是什么，“一个好人。你一直被冤枉坐牢，受了很多苦，我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和公安部门，为这项错误向你道歉”。
我顿时痛哭流涕。
“你现在可以恢复自由了，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只有一个问题”，我回答着“魏琳现在怎么样？我爱人现在好吗？”
凌直视着我，“魏琳已经申请和你离婚，并且再婚了。她等你等了三年，一直没有你的下落。她大病一场，朋友们就劝她再婚。她现任丈夫在外交部工作。”
1955年5月2日早上8点30分，一辆车停在华北饭店门口，载我来到靠近西单商业区六部口的老式楼房中的广播事业局局长办公室。
突然间我听到办公室外传来一阵争论。外面的办公室有三个人：秘书王玉琳，一个胖胖的老妇人，还有一个留着小平头的年轻人。我听到王同志慷慨激昂的声音：“依我看，要是她连自己的爱人是不是间谍都搞不清楚，那她也太笨了！”
我竖起耳朵，他们在讲我的事。
接着我听到一个男声，“但是你不能责怪他爱人。毕竟她等了他三年，而他却整整被关了六年。”
“要是你会怎么办？如果你爱人突然失踪，你会等六年吗？”这个声音一定是来自那个老妇人。
玉琳的声音又响起，“怎么办？如果我爱他的话，我当然会等他，六年、十年、二十年——不然，什么才叫爱？”
对一个中国女孩来说，王玉琳的论调可谓不同寻常。正确的姿态是，如果党说你的丈夫是间谍，那他就一定是个间谍。而党内的惯例是，如果你与你的配偶分开三年并且没有听到他的任何消息，你就可以自动离婚。
我还想多听一些，但是争论声却逐渐地平息了。
那天晚上，我坐下来给玉琳写情书。我告诉她，我很高兴我们成为朋友，我告诉她我希望这种关系可以发展成坚定的爱情，最后结婚。
六个月后我们结婚，那是1956年2月11日，正逢中国的春节假期。
1968年2月21日夜晚，是我记忆中北京最寒冷的一夜。
在狱中我没有一天不思念玉琳。她还会等我吗？如果她还活着，她一定会等我。这一点我从不怀疑。她年轻又坚强、能干又乐观。她的心无法收买，且意志坚定，足以克服任何艰难险阻。我知道她永远也不会改变。
那天是1977年11月9日。我已经被关了九年八个月又一天。
我被带到审讯室。我看到上校，这个十年来一直审讯我的人。“坐，同志。”他说。这是十年来我第一次听到“同志”这个词。他宣读了我的结案报告，间谍罪不成立，那是一个错误，我是一个好同志，将得到尽可能的补偿。
我被警卫带到一间小会客室。在一堆椅子中间，玉琳穿着厚外套站在那里。我走向她，我们拥抱在一起。她哭起来。“没事了。”我说。我面无表情的样子让她吃了一惊，但是我已经很久不曾表达感情了，要再开始，实在有点难。
我们坐进一辆黑色的上海牌轿车，一溜烟驶向友谊宾馆。玉琳说，两天前才得到我将被释放的通知。整家人和东西原来都挤在一间小房子里，现在已经移到友谊宾馆的三个套房里了。
车子在公寓前停住。我的三个女儿和小儿子冲过来，又叫又笑，前拉后推地把我带进了公寓。三个女儿忽然牵起手，把我像根柱子一样围在中间。“爸爸！爸爸！谁是老大？谁是老大？爸爸，爸爸，你猜谁是老大？”
一个人如果不忠于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不忠于崇高的信仰，必然是败类。关键是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忠诚。盲目的忠诚、“指鹿为马”的忠诚是愚蠢的忠诚；真正的忠诚应该是头脑清醒的忠诚、正气凛然的忠诚。是迫于社会压力而随风倒，还是坚持真理，忠诚于人民事业而不怕承担风险。李敦白被误认为美国间谍，关押在狱达近十年之久，王玉琳作为他的妻子始终坚信他不是间谍，带领四个子女艰难地熬过了漫长的岁月，最终李敦白无罪释放，一家团圆。今天，李敦白、王玉琳这对患难夫妻还在以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为中美之间的友好合作而努力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