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让普通人能够像用《现代汉语词典》一样用《康熙字典》。而随着社科文献出版社此次新勘《康熙字典》修订版和数据库光盘的出版，使他的梦想得以成为现实。
《康熙字典》修订版除了在版式上进行了符合现代人阅读习惯的改变外，其数据库光盘是一大亮点。将学术界使用的一个高级汉字平台通过《康熙字典》修订版及其数据库推向社会，使得大众了解到普通的电脑早已经可以使用7万汉字；而且，以《康熙字典》为代表的大规模含有生僻字的数据加工，建构了信息高速公路上最后的里程，也实现了数学和语文的完美结合。
社科文献出版社和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近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召开了发布会和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探讨了这本高质量字书的出版，将会给中国的古籍的数字化整理方面带来怎样的划时代变革。
信息公路的
最后里程
《康熙字典》是清代30多位著名学者奉康熙圣旨编撰的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汉字辞书。该书的编撰工作始于康熙四十九年（1711年），成书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因此书名叫《康熙字典》，由总纂官陈廷敬、张玉书主持。《康熙字典》收字相当丰富，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是我国字数最多的一部字典；它以214个部首分类，并注有反切注音、出处及参考等，差不多把每一个字的不同音切和不同意义都列举进去，可以供使用者检阅；除了僻字僻义以外，它又差不多在每字每义下都举了例子，这些例子又几乎全都是引用了“始见”的古书。
瀚堂图书数据库发明人王宏源也是《康熙字典》数据库发明人，据他介绍，新勘《康熙字典》修订版解决了古籍数字化流通上的技术障碍，有利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普及。以往专家学者写文章遇到一些生僻字往往要自己造字，而造的字常常不规范，很容易出错，有了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康熙字典》，再遇到生僻字，只要利用所附数据库光盘就可以解决问题，无需自己造字，使出版物的生僻字更加规范。它给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赋予了更为现代化的技术手段，使传统文化得以更为广泛的传播。
过去出版的《康熙字典》不仅字小，而且检索不方便，而《康熙字典》修订版将原先的竖排改成横排，把字放大，并加上了标点和现代注音，不仅为读者提供了快速检索的便利条件，而且解决了很多现代读者不懂句读的问题，这充分体现了出版社为读者着想的理念，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出版行业切实贯彻的又一个具体的行动。
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朱佳木指出：“随着信息传播手段的快速发展，古籍数字化使诸多难见天日的‘镇馆之宝’得到了新生，也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如虎添翼’。它是古籍整理的未来方向、大势所趋，是时代对古籍整理的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和向出版单位提出的新的挑战。在这个方面，社科文献出版社新勘《康熙字典》修订版的出版，及其数据库的问世，可以说在古籍数字化领域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走到了出版界的前列。”
现代技术和古代文化相结合
随着信息传播手段的快速发展，传统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古籍数字化已成为发展趋势。社科文献出版社在古籍的现代化工作中作出了不懈努力，2006年发布过《说文解字》现代版后，又发布了《康熙字典》修订版。
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李东东在会上指出，出版业新技术革命是时代潮流发展大势，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重点列出了8项数字出版工程，就是要以项目带动战略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业的发展，这8项工程中就有中国古籍数字化工程。古籍的数字化收集、保护、整理、传播以及使用好古籍，既是社会和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我国新闻出版工作肩负的重要使命。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出版业数字化基础设施薄弱，数字化市场开拓能力不强，出版的数字产品还不够多，出版单位一定要有责任感和紧迫感，通过转换思路、更新观念把握时代脉搏，紧紧抓住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出版契机，把我国古籍数字化工作提升到一个新水平。
对于王宏源与社科文献出版社合作出版的《康熙字典》修订版，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溶赞赏它是“最新的现代技术和古代文化相结合，中国过去有‘道道、佛道’，如果这么多的东西能够采用Unicode技术，这对弘扬传统文化意义是非常大的。”冷溶赞赏谢寿光先生“有着非常敏锐的眼光”，并深信《康熙字典》修订版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前景都是光明的。
让中华文化插上新的翅膀
《康熙字典》修订版给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赋予了更为现代化的技术手段，使传统文化得以更为广泛的传播。李东东说，古籍数字化工作难度大，涉及面广，出版产品质量的好坏，既检验出版者的学术眼光，又考验出版单位的出版实力。出版社必须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精力，牢固树立精品意识，大力实施品牌战略，切实做好古籍数字化工作。社科文献出版社这部《康熙字典》修订版历时3年，其中不仅修订了以往《康熙字典》的错误之处，还对一些生僻字给出了释义释音，这一点很值得肯定。从最后的成果来看，确实做到了精编、精校、精印，无论在学术水平还是在编校水平上都做到了质量第一，相信它会赢得读者青睐，成为出版社的品牌产品。
李东东指出，古籍数字化是个新事物，在我国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数字化技术应用于古籍的历史还不长，一方面从实践层面说明了古籍数字化工作难度很大，另一方面从未来发展的层面说明了古籍数字化拓展的空间很大。朱佳木也认为：“如果说古籍是中国的、古老的，而数字化是世界的、年轻的，那么古籍加数字化势必使古老的文化焕发青春的活力，使中华文化插上新的翅膀飞向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