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尼采可以说是一个广为人知的哲学家；而在中国的文学艺术界和思想界，尼采的魅力更是巨大，他的著作至今30年畅销不衰，他的思想曾影响王国维、鲁迅等学者。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杨恒达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在德国留学时，就对尼采产生了兴趣，著有《尼采美学思想》一书。近日，译林出版社出版了杨恒达翻译的两部尼采的著作——其成名作《悲剧的诞生》、代表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杨恒达忠实、清新的翻译相信能为中国读者走近尼采、走近尼采的哲学架起一座桥梁。
采访者：本报记者 钟华
受访者：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 杨恒达
记者：上世纪初尼采就被引进我国文学艺术界和思想界，改革开放以后重新翻译出版尼采的著作，至今30年畅销不衰，他为什么有如此大的魅力？尼采的哲学对人类是否有永恒的意义？
杨恒达：尼采在20世纪初被引进到我国学术界、思想界时就引起巨大反响，王国维、鲁迅等学者都受其影响很深。随着人们对尼采研究的深入，尼采思想中许多很深遂的东西被发掘出来，影响了20世纪初以来的一大批杰出思想家，如海德格尔、德里达、福柯、博德里亚、德勒兹、保罗·德曼、伽达默尔、詹姆逊等。
尼采著作在中国至今畅销不衰的原因，首先在于他对传统的挑战和思考问题的独特角度。尼采在20世纪80年代得到我国读者的重新解读，正好是我国大规模地开始重新认识世界、重新认识自己的传统的时代，这是一种深刻的反思，而尼采对西方传统的反思对我国读者有很大的启迪意义。此外，尼采思想中有不少与中国古代思想契合的东西，比如尼采关于世界生成、超善恶等的看法，同老子的思想十分相似，很容易引起中国读者的兴趣。另外，尼采的思想不是用枯燥的理论论证式的语言表述出来的，他的语言中充满活力和激情，在深厚的文化底蕴中，用反讽、隐喻、典故、强烈对照、象征等手段，表达出对人生和世界的独特见解。由于尼采哲学的反传统思想不仅仅是一种思想观念，而且更多的是一种要求不断从新的角度反思现存观点局限性的思维方式，因而将对人类不断深化对世界的认识具有永恒的意义。
记者：为什么现代青年人对尼采的兴趣尤其浓厚，是什么吸引这些年轻的心灵？是尼采的激情还是否定、重新评价的革命性？或是建立新的价值观？
杨恒达：年轻人由于求知心切，总是希望尽快接受新事物，但是却受到传统的束缚。尼采向旧传统发起攻击的声音是振聋发聩的，听起来充满激情，这符合年轻人的特点，他们对尼采由惊讶而钦佩，由钦佩而崇敬。但是，现代的年轻人都是既有激情，又经过理性方法熏陶的，他们不会仅仅出于激情而毫无理由地崇敬一个被称为非理性主义思想家的人。其实，所谓尼采对理性的质疑，并非是对理性本身的质疑，而是对理性局限性的质疑。尼采从超越人的局限性的出发点出发，质疑理性的局限性，是要继续推进理性的完善；尼采对旧传统的反思，是要使传统中的合理部分得到更合理的解释。这本身就是理性的深化。尼采的思想更鼓励人们立足于变化的世界动态地来看问题，这样更符合年轻人富有活力、思变好动的特点。
记者：鲁迅在90年前就亲自翻译过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序言，而且受到尼采很深的影响，鲁迅的好友刘半农曾赠一副对联“托尼学说，魏晋文章”，那么鲁迅吸收了哪些尼采的思想精华？
杨恒达：鲁迅早在1918年就发表过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查拉图斯特拉的序白”的译文，称之为“察罗杜斯德罗序言”。关于鲁迅对尼采思想精华的吸收，刘半农所赠对联“托尼学说，魏晋文章”中几个字就足以说明问题。其中“托”字指托尔斯泰。就尼采而言，刘半农将其和魏晋文章联系起来用在鲁迅身上，是不无道理的。鲁迅认为，刘勰之言“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中的“师心”和“使气”便是魏末晋初的文章特色。所谓“师心”，是指以己心为师，不拘泥成规，有独创精神；所谓“使气”，是指发抒才气。鲁迅还认为，“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这些都恰好和尼采思想中的显著特点相吻合，也正是关于鲁迅吸收了尼采思想精华的一个说明。另外，尼采对鲁迅的影响甚至体现在一些细节上。例如，鲁迅写过一篇散文叫《影的告别》。而尼采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中，专门写到了“漫游者和他的影子”，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专门有一节叫“影子”。
记者：有哲学家说：“对于20世纪最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思想家是：马克思、弗洛伊德、尼采，而尼采的实际影响远甚于前两人。”实际情况是怎样的？
杨恒达：作这样的比较可能不太合适。因为他们各自的侧重面是不一样的，尼采更侧重于从终极性哲学思考的角度考虑人的问题和真善美的问题，并注重于文化批评。由于20世纪思想界的文化转向，尼采的文化批评，尤其是他思想中的后现代因素，包括对现代文化的批评，越来越引起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思想家的重视和兴趣。就这一点而言，他的实际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记者：尼采是如何进入您的翻译视野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和《悲剧的诞生》以及《人性的，太人性的》在尼采的思想体系中分别处于哪个阶段？有什么样的不同意义？
杨恒达：我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在德国留学的时候，就听说国内出现尼采热，再加上我当时在德国研究卡夫卡，尼采正是卡夫卡最推崇的思想家，所以我也对尼采产生了兴趣。开始只是想了解一下，但是越读就越被尼采看问题的深邃眼光和独特角度所打动。后来我写了《尼采美学思想》，在书写过程中对尼采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但我认为尼采的著作包含了很深的文化底蕴，其中主要有古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德意志民族文化等，他在语言上又很注意使用反讽、隐喻、双关语及散文韵律的工整、对仗等，很难翻译，所以我一开始根本没敢翻译他的著作。可是几年后，我在社科院外文所的朋友李永平为漓江出版社组织一套尼采文集的翻译，把其中最厚的一本《人性的，太人性的》分给了我。朋友这么信任我，我只能硬着头皮拿起来，但是翻译进度很慢，别人的都翻译完了，要发稿了，可是我还差得很远，于是只能放弃在漓江出版的打算。直到非典期间，有那么两三个月成天呆在家里，倒是给了我一个机会，完成了该书的主要部分。我从接下该书到最后见到中文版的书，先后整整磨了10年时间。
早期的《悲剧的诞生》可以说是尼采的成名作，充分显示了尼采在美学上的洞察力和学术眼光，初露锋芒。《人性的，太人性的》是他中期的代表作，虽然还没有提出“上帝死了”、“强力意志”、“永恒复至”、“超人”等命题和思想，但已明确表达了他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对基督教文化传统、对传统道德的挑战，奠定了他日后思想发展的基础。《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一部很特殊的著作，风格上、写作方法上和他的其他著作都不一样，但是上述重要命题和思想都是在这部著作中提出来的，它是连接尼采中期思想和后期思想的一座桥梁。
记者：请谈谈《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和《悲剧的诞生》的翻译过程，作为两部有多个翻译版本的尼采作品，“杨译本”的特点在什么地方？
杨恒达：我觉得最难翻的是体现出东西方文化差异的东西，比如我们中国人不了解的西方或德国文化典故，很多是词典上查不到的，可是若不“吃透”这些典故，翻译过来的文本就会显得很没逻辑、很别扭。好在我有两个很有学问的德语文化顾问：瑞士的罗世范博士和奥地利的雷立柏博士。他们都在北京工作，德语是他们的母语。没有他们的诚挚帮助，我的翻译是很难完成的。而我译本的特点也可以完全从这个问题上说起，即在两位专家的帮助下，力求从哲学的高度，对尼采的文化底蕴、语言风格、言外之意和各种隐含的典故作出比较准确的把握，并用相应的中文尽量顺畅地表达出来，关键要把握尼采在措辞、用典、文字游戏中所体现的内在逻辑，并在一些中国读者不容易理解的地方作一些简明的注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