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的著作对于我们当下来说很有意义。尼采哲学的出现有特定的思想史语境，当时的西方普遍出现了现代性的危机。哈贝马斯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尼采是现代性的转折”，尼采的思想代表了对现代性的最彻底、最激进的批判。尼采也被誉为后现代主义的鼻祖，而整个20世纪西方哲学都被称为后尼采主义哲学。

 

从王国维时代到现在，尼采的译作层出不穷，但是“两头热两头冷”——关注尼采的早期著作和晚期著作，中期著作比较少。杨恒达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试图翻译出版尼采的全集，他翻译了尼采中期著作《人性的，太人性的》，这是希望给读者一个完整的而不是片断的尼采。

 

尼采的著作翻译起来有很大困难，首先尼采著作格言色彩太浓，体系不像一般的学术著作那样清晰。尼采本人学识非常深厚，他的著作旁征博引、微言大义，他对古希腊罗马文化、德意志民族文化等有很深的研究，这势必也就要求译者对此有相当的了解。其次要求译者的悟性很高，尼采是用很特殊的方式来写作，概括性极强，跳跃性极强，我将此比喻成音乐式的写法，所以译者要把握他“写作的旋律”。再次，对译者语言要求高，包括德文水平和中文水平。

 

我国很多学者在翻译尼采上作了尝试，译著也是各有特点。但大部分译者是转译的（从英文译成汉文），而杨恒达是从德文直接翻译过来的。另外，我认为学术翻译应该是专业翻译，学术翻译拒绝业余。从这个角度来讲，杨恒达是一个专业的翻译者，在尼采研究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他一直想集中精力作尼采的研究，从目前的译本来看他也很好地完成了他的工作。

 

 

《悲剧的诞生》是尼采第一部较为系统的美学和哲学著作，这部著作充满了反潮流的气息——跟传统割裂、对形而上的批判。《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悲剧的诞生》的思想，继承了他对传统、对权威的批判，也是尼采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尼采的作品像《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等，文学性非常强，而且尼采并没有运用非常系统化的写法——这可能也是他对抗传统的一种方式。杨恒达的译作首先在语言层面上非常到位，有一些很好的处理，比如说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论死亡说教者》中说到人们称呼死亡说教者“黄颜色”或“黑颜色”，杨恒达将“让他们去死”译成“那就去赴黄泉”吧，很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其次，他对关键性的概念处理得很精细。再次，两本书中的注释作得非常好，作注释有时会影响读者的阅读，但这两本书中的注释并不是大家都了解的内容，不仅能辅助读者了解原著，而且有时还略有一些评介，恰到好处。

 

总的来说这两本译著不仅忠实于原著，在文风上又尽量考虑了中国读者的口味，能让人很顺畅地读下去。（李芸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