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晓，20世纪70年代因为莫须有的罪名入狱两年，出狱后，跟北岛等人办《今天》杂志。她做过中小学教师、记者，现任光明日报出版社副总编辑。她的著作《半生为人》回顾往昔，涌动真情，令读者为之动容。

 

说到读书，徐晓首先谈到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副所长赵一凡对她的影响，她认为赵一凡可以算得上是自己的思想启蒙老师。徐晓回忆说，赵一凡是一个很容易影响周围人的人，而他对人的影响正是通过阅读。

 

在遇到赵一凡之前，徐晓读的书并不多，“文革”中没有那么多书可读，除了当时的主流书，例如《欧阳海之歌》《金光大道》之类，完全是概念化的。18岁，她遇到了赵一凡，那时她正当小学老师，学校与赵一凡家很近，来往开始密切起来。

 

通过赵一凡，徐晓接触到的书分为3类。

 

第一类，也是对她影响最大的，是俄罗斯文学。托尔斯泰的、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等等，大多都是经典。“特别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新人的故事》，颠覆了我的很多价值观念。”徐晓感叹道。“文革”中每个人都“斗私批修”，每天晚上都要把自己一天中出现的所谓“私心”写下来，不管有没有行动，心里想的也要深刻检讨，似乎每个人都是无私的，“个人”在那时没有存在的正当性。《怎么办——新人的故事》这本书提出的“合理的利己主义”的观点，给了她很大的震撼。徐晓解释说，“合理的利己主义”的逻辑是：自我牺牲的结果虽然是使别人快乐，但因为看到别人快乐自己从中也获得了快乐，所以这种行为的本质还是“利己”的。徐晓继续解释道：“那一代人之所以特别容易接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是因为其中的价值观念，相对来说与“十七年”（1949年~1956年）时的中国教育比较接近，有一些重合的内容，比如对于高尚，集体主义、理想主义、爱情至上等概念的理解，和我们头脑中已有的东西有一些重合，起码不会有太大的冲突。”

 

另外一类是西方比较现代的作品，比如，表现美国20世纪60年代“垮掉一代”的代表作——特鲁亚克的《在路上》，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等等。“这些作品充满强烈的反叛色彩，书中描写的生活与人物个性对于我们来说比较陌生，好像离我们特别遥远，许多东西都无法想像，所以很难受到真正的影响。到了80年代萨特成了一种时尚，人人言必称存在主义。而1973年接触到萨特的《厌恶及其他》时，根本是一点也看不懂。”

 

第三类是思想政治类读物。比如当时的人们特别热衷传看的《斯大林女儿的十二封信》、德尔拉斯的《新阶级》、《约翰逊传》、《斯诺与毛泽东的对话》等等。徐晓说：“它们给我的感受是强烈的震动。在全体人民只能有一种想法，其他想法根本不敢与外人说的政治气候下，对于我这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子来说，我甚至感到害怕。”

 

1978年，她开始跟北岛等人办《今天》杂志。那段时间里，他们经常举办文学讨论会，那时读了很多外国现代派的作品，对于西方的流派和创作手法，比如意识流、黑色幽默等等有了初步的认识，而且自己也开始尝试写作，曾经写过几个短篇，自认为属于意识流，在《今天》和官方的杂志上都发表过。这段经历使自己的文学修养有了很大的提高。她认为：“如果说赵一凡对我进行了思想上的启蒙，那两年的阅读经验则给了我文学上的启蒙。”

 

现在的徐晓在工作之余看得最多的是对提高自身修养、解决自身困境有帮助的一些书。去年她读了安·兰德的《自私的德性》，这么多年过去了，从“大公无私”走向“合理的利己主义”的徐晓，似乎还被这个问题所困扰。她说：“那时候我们只知道什么是对的或错的，但从不问什么是好的或坏的、好的与不好的，更不问什么是美的或丑的、美的与不美的，而在一个越来越多元的现实中，道德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价值也越来越虚无，走了几十年，似乎一切都没有解决，这常常使我感到绝望。”言辞中带着无奈。

 

最近读的一本书是，美国的心理学者朱迪恩·维奥斯特的《必要的丧失》，这对于她如何看待生活中得与失的关系有很大帮助。“与‘获得’相比，也许‘丧失’更是生活的常态。”徐晓释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