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中心城市的引擎拉动、区域创新能力弱、功能定位摇摆——对安徽而言，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与上述因素息息相关。中部崛起，安徽跳跃的支点在哪里？新近提出的“江淮城市群”概念，为安徽的跃起梳理出一条思路。

 

这一思路的主要内容被概括为“一群三区”的新构想，即从主体功能区划的角度将安徽省分为江淮城市群、皖北区、皖南区、大别山区。四大功能区承担不同的主体功能，其中以合肥等邻接长江、淮河的11个城市组成的“1+10”江淮城市群，将承担区域创新的功能，因而被寄予进入国家级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厚望。

 

借力国家层面，安徽将力挺江淮城市群。据悉，“一群三区”发展战略已获得该省高层的积极响应，“江淮城市群”开始出现在官方话语中。

 

新构想的提出者、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会副会长、安徽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程必定研究员日前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争取进入国家主体功能区的范畴、探索区域自主创新、积极参加泛长三角区域分工，不仅符合中部利益，更符合国家利益。

 

 

安徽省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历经变化，从20世纪80年代的“三区一中心”，到90年代以后的“皖江开发开放战略”和“一线（皖江）两点（合肥、黄山）”，再至2006年安徽省“十一五”规划特别提出的省会经济圈、“马芜铜宜”沿江城市群、“两淮一蚌”沿淮城市群建设，安徽的区域发展思路日益清晰。

 

然而现实的发展似乎总要快于理论更新的步伐，即便针对省“十一五”规划提出的最新区域总体发展战略，质疑的声音依然存在：中心城市分散，不易形成城市群合力；省会经济圈范围过小，使合肥与沿江、沿淮7市联系不紧密；区域创新不足，进而影响了开发深度。程必定就是上述疑问的提出者。

 

“一般经济圈分为核心圈、紧密圈、发展圈3个阶梯式的圈，而安徽的省会经济圈实际上只是一个圈，即紧密圈，包括合肥、巢湖、六安3个城市。经济圈范围太小，必须扩展。”程必定告诉记者。事实上，沿长江的5个城市和沿淮河的2个城市早已融入省会经济圈的发展圈范畴，无论是合肥、芜湖，还是蚌埠、淮南，在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等方面的联系日益紧密。

 

除了经济圈范围窄，安徽另一个显著特点是行政区划多，全省有17个省辖市，像17个诸侯，互相分散、分割。程必定认为，行政区“碎片化”的现状和区域一体化要求形成矛盾。区域一体化要求打破行政分割，促进生产要素流动，而现在的省会经济圈、沿江城市带、“两淮一蚌”城市带的划分，一方面难以打破行政区划的限制和壁垒，另一方面反而固化了行政区“碎片化”的感觉。

 

位于合肥与淮南两市之间的国家级贫困县长丰县，由于区划和体制壁垒，依靠省会城市却未享受到其经济辐射，也无法响应另一个相邻城市淮南携手发展的意愿，30多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程必定告诉记者，长丰的历史可以看作安徽发展过程中体制障碍的一个典型。他曾为此多方奔走，为促成三方“合作”穿针引线。现在，长丰融入合肥的步伐不断加快：在长丰县建起了十几平方公里的工业开发区，成为合肥实施“退二进三”企业新的厂址。淮南的公交车可以直接开到长丰，10钟一趟，票价1元，非常方便。2006年，长丰县由全省倒数第五名进入到前20名，发展速度进入安徽“十快县”，经济实力大为增强。

 

城市间GDP总量达到300亿美元就可构成一个具备内部分工协作的城市群。江淮城市群2007年的GDP总量约为600亿美元，正在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分工协作格局。

 

“将省会经济圈提升至‘1+10’江淮城市群的地位，首先是对区域发展规律不断认识、深化的结果，其次是从区域区划的角度打破经济区划，以新的机制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两者存在自然、客观的承载关系。”程必定说。

 

 

按主体功能区思路完善安徽省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程必定提出“一群三区”的构想。

 

但作为“一群三区”战略的核心内容，江淮城市群又将承担何种主体功能？程必定认为，从省级层面看应该是全省的制造业集聚区、科教集中区和创新基地，承担工业型、科技型、创新型的主体功能；从国家层面看，由于其处于东、中两大地带的过渡地区，是泛长三角的紧密圈层，具备在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产业转移、结构提升的战略支点作用，因此唯有承担区域创新的主体功能，才可能使其进入国家主体功能区范畴。

 

区域创新包括技术、制度、机制3个层面，“技术创新的关键是建立以研发机构、龙头企业、政府为‘铁三角’的自主创新的机制和体制。”程必定强调，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为代表的国际一流技术，和以合肥工业大学为代表的国内一流技术，是合肥的两个第一。另外，合肥还是国家科技部批准的科技创新型试点城市。而沿江、沿淮城市也已涌现出奇瑞、马钢、丰原等著名的自主创新型企业，这些企业依托科技资源优势迅速发展壮大，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此外，借助临近城市南京的科技与企业实力，实现联手，无疑抬升了安徽在中部省市中的地位。

 

而制度创新的关键则在于打破行政区划的结构，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构建一个以市场为基础、以双赢为原则、平等共商的协调机制。

 

向东，江淮城市群承接着长三角的产业转移，是长三角经济圈的腹地城市群；向西，安徽是中部地区的前沿和门户，中部城市向东部城市倾斜的门户城市群。如何使江淮城市群成为全国的战略支点，使腹地城市群和门户城市群联系更加紧密，就涉及到机制创新的问题。机制创新要突破体制障碍，根本在于解放思想的程度。

 

围绕江淮城市群的主体功能定位，程必定对皖北、皖南、大别山3个区域的功能类型也进行了划分。皖北地区的农业、能源资源丰富，战略地位重要，发展前景较好，因此应突出现代农业、能源工业和生物质经济三大主体功能。程必定告诉记者，典型引路，实施规模农业，是皖北现代农业的突出特色。安徽农民外出打工较多，引起土地抛荒，但通过反租倒包的方式却可以把荒地集中，形成规模，还利于品种优化和转变经营方式，使土地产出率和产品质量均大幅提高。

 

皖南区与长三角地区紧邻，旅游资源品质与生态环境质量较高，人口密度较低，应该重点发展旅游经济和特色产业。而大别山区则是重要的生态保护区，人口密度偏高，资源禀赋不足，以林茶资源为特色，因此也适合发展特色产业和红色旅游产业。

 

程必定强调，虽然都以特色产业和旅游产业为主体功能，但皖南和大别山区仍有区别。皖南的旅游业是文化旅游，因为靠近长三角，旅游资源呈面状分布；大别山则是红色旅游，旅游资源呈点状分布，生态保护第一，拉动产业第二。两者的特色产业也不同：皖南以茶叶为主，如黄山毛峰，大别山则包括林、茶、果以及高山蔬菜。

 

 

目前，包括安徽在内的中部地区区域一体化虽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各种体制障碍仍然存在。行政区划壁垒的客观存在导致了产业布局难以合理优化、产业链难以延伸。同时，处于承接长三角地区产业转移支点地位的江淮城市群，也对调整产业发展方向提出需求。

 

程必定认为，优先发展强势产业，形成产业链条，积极探索产业发展、促进就业和保护环境相结合的创新道路，是应对产业布局困境和新需求的主要途径。只有优先发展汽车、装备、造纸、造船等现代制造业和重化工产业及新能源，并通过这些强势产业向外吸引长三角地区转移的企业和产品，向内吸引省内企业参与，打破行政区划进行战略整合，才能使产业链得到有效延伸。

 

在城市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核心企业受体制影响无法大量解决就业，但其辐射的产业链条却能够带动一大批类似服务业的中小企业发展，从而解决相当数量的就业问题。这就形成产业和就业共同发展的良性局面。

 

“产业结构提升和扩大就业是对矛盾，江淮城市群要做到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这也需要创新。”程必定说。因此不能就产业发展谈产业发展，必须从产业发展既有结构中跳出来，来扩大就业容量。

 

淮河、巢湖流域的生态保护，被专家喻为安徽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稍有疏忽，就可能“成也巢湖，败也巢湖”。为此，他强调在产业与就业良性发展格局中还应引入环境因素，“就业、产业和环境怎样相辅相成，这是当前中国面临的严峻问题，江淮城市群对此进行探索，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目前，中部地区、沿海和沿江各省都将重化工业和先进制造业作为发展重点，区域竞争态势日趋激烈，同时也出现了产业布局同构化的现象。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程必定认为这是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必然阶段，一方面市场机制会对产业进行整合，另一方面政府和企业需要有长远的战略考虑。“江淮城市群应用产品互补来化解产业同构的问题，”他建议，“努力发展产业的上中下游产品，形成互补的产业链条，不仅有利于各地发展规模经济，也有利于实现专业化分工，提高效率。”

 

为了符合安徽崛起支点的角色，凸显不同的主体功能，江淮城市群将沿着区域创新的道路前行，程必定觉得在实现路径上还需坚持以下原则。从宏观层面，安徽要争取进入国家主体功能区的范畴，要站在全国的高度和战略层面，而不能局限于本省。过去提东向发展，现在应该转变为积极参加泛长三角的区域分工，这一转变不仅对安徽，对中部地区及国家都有利。

 

在产业层面，则需要加强区域自主创新，党的十六大就提出建立创新型国家，而创新型国家必然有创新型区域、创新型城市。江淮城市群走创新之路，就要解放思想，在夯实产业的基础上，通过产品链优化、拉长产业链条，使产业同构变为产业同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