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开始凸显一些精神问题。许多人在金钱与物欲中迷失了自我，沉醉于快餐文化的心灵在图像与时尚转瞬即逝之后感到空虚和茫然——这种初现端倪的后现代境况引起了人文学者的关注。六朝以人的自觉在中国文化史上显其特色，激发着今人的共鸣和思考。

 

河北大学文艺理论教研室副教授、文艺学博士胡海的著作《王弼玄学的人文智慧》一书就集中探讨了魏晋玄学创始人王弼在《老子》、《周易》和《论语》解释中呈现的人文智慧，其根本命意就是发掘其在审美与功利、伦理和精神价值、现实关怀和终极反思等问题上的启示。

 

《王弼玄学的人文智慧》一书澄清了一些当代学人容易误解的问题，它稳扎稳打地从最基础的概念方面界定和评说着王弼玄学的是非功过。如本体论与“无本”论之间的辨析与“度”的把握，可以说是这本书中一个非常有创新的观点。

 

众所周知，“本体论”是一个被用得很泛和很含糊的词，很多学者喜欢用这个词来说明问题，但结果是将问题说得不明。比如文学本体论，如果说此本体乃是指使文学成其为文学的根本属性，则相当于原来的本质论，完全可以直接表述为文学是什么或者文学的界定。如果说是使文学产生、成立或存在的根本依据、原因，则本体论是一个价值观问题，人们可以将文学当实用的政治伦理工具，也可以将其当审美的作品，于是就有政治本体论和审美本体论之说，也就是以政治或审美为根本价值出发点的意思。由此可见本体论需要更细致的辨析和更明确的界定。

 

胡海在书中探讨了中西哲学中的本体论，指出本体是西方思辨哲学的产物，由于杂多总是统一于某一理式，此理式乃反映同类共性之“本质”，则诸小类又统一于某大类，由此上溯当有最高之统一本质。本体即是一切事物和现象之根本依据和终极原因，或其最高的统一的本质。而事实上，概念乃约定俗成，是认识事物的结果，并无统一本质；因为任何事物和现象都包含一个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但并不能无限追究其根本原因。本体是不存在的，只是思维的预设，因此问题不在于说明本体是什么，而是人们为什么要谈本体，由本体展开了什么。

 

胡海由此分析中国语境中的本体。本乃与末对应之根本，体乃与用对应之体。二者在具体事件与现象中可以相对存在，比如农业为本商业为末，但是此本末关系不是固定的。此“本”并非绝对的根本。我们可以由本末关系来说很多具体事情，但是不要认为本体本身存在。老子说本，就是为了提示人们，不要执著于那些似乎天经地义的观念，不要无休止地追求人人都向往的，庄子进一步明确一切都是相对的，这不是否定一切，只是说，不要绝对化。

 

具体到在《王弼玄学的人文智慧》一书中，王弼以无解道，就是要消解汉代经典解释中的天道观念。反对易学推天道以明人事，反对将人事天道化、绝对化；反对将孔老之道转化为某些具体观念，而又赋予这些具体观念以本体道的绝对地位，反对政治伦理真理化。他将“道”消解为“无”，恢复为一种反思和批判的思路，转化为一种置一切具体于相对的思维方法，并以此思想武器来反思汉代的实用主义倾向。在此基础上，胡海教授沿着汤用彤先生的路子，论述王弼的本体学说即“人生学说”，将王弼玄学和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思潮及当代中国的人文主题联系起来。

 

《王弼玄学的人文智慧》在澄清当代学人容易误解的问题的同时，也推进和深入阐释了一些观点。如儒道会通的实质是孔老在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和人文理想的互通；又如结合中西语境阐明本体论也是一种价值观，指出王弼以无为本乃是消解汉代具体所本，是没有实指但反思和超越万有的“最合理”和“理想”。

 

王弼最引人注目的理论贡献之一是儒道会通。当代学界对于王弼会通儒道而成玄学形成了共识，分歧只在于他更尊儒还是更尊道。胡海在这本书里看到，儒道会通不是一个简单地融合儒道的问题，他结合王弼在《论语释疑》中体现出来的本体观念和人本思路来谈这个问题。在把王弼和前人的各种阐释相比较之后明确地指出，儒道分离是儒道宗师孔子和老子在解释者那里的分离，直接表现为对老子和孔子文本解释的不同走向，及其精神形象的不同塑造。

 

胡海指出，王弼之所以能够会通孔老，乃是因为其解释学方法论的变革。王弼强调所有的人都可以借助此方法，由具体事物与现象，借助具体的文和言，通过具体道来领悟本体道，接近圣人和经典；纠正汉儒重圣轻人和重道轻文的倾向；把天道与人事分开，把“道”理解为一种置一切具体与相对的“无”，转化为一种从人本主义价值观出发无限反思现实的思路和视角，最终沟通孔老、会通儒道。

 

政治清明、科技与经济发展不能解决人的一切精神问题。胡海及其《王弼玄学的人文智慧》希望和现代人一起在哲学中形而上地思考，在审美中寻求精神家园，在历史传统中寻找有限生命的价值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