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所生》是作者艾德丽安•里奇以个人的切身体会、经历、真实案例为研究对象，以研究成果和文献为素材，给出了母性的两种含义，并给予具体的事例进行阐述、说明。在阅读一本书的注解时，该书的中文版译者之一毛喻原第一次得知了《女人所生》的存在。尔后，他进一步了解到该书与苏珊•格里芬所写、自己曾翻译的《女人与自然》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曾产生了很大的反响，都是女性主义的代表作，引用率很高。于是他托了在美国的朋友买了本《女人所生》的英文原版书。看完书后，毛喻原发现书中有关女权主义的观点虽然有着强烈的西方文化的色彩，但对于那些对女权主义感兴趣和从事此方面研究的人而言，他认为这本书至少是一本很有意思的参考书。于是2007年他与老朋友、此书的策划人兼责任编辑朱子文聊天时，提到了这本书并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为了能让国内的读者看到更多有关女性主义方面的著作，重庆出版社首次出版了《女人所生》一书。

 

该书中，里奇写了很多她本人的亲身经历并进行自我剖析，对她亲眼所见的事物和事件作了详细的分析，植根于里奇的过去，融入了她生活中的部分内容。开始着手写这本书时，里奇并不想在书中有很多自传性的内容，不打算在书中经常提到“我”。然而在埋头于历史的探索与分析的几个月里，她感觉到“这种生活充满了痛苦，并且疑难重重”。随后，里奇逐渐相信：“只有那种敢于去与别人分享私人生活，并且有时是痛苦经历的愿望，才会使女人能够去对世界作出一种集体性的描述，而只有这样的描述才有可能真正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正是如此，该书的译者之一毛喻原评价说，该书在内容方面比《女人与自然》实在得多。《女人与自然》一书是以诗的形式出现的，取材广泛，其中礼仪、科学、历史、诗歌、西方早期神学，乃至妇科学、现代生态学等均有所涉猎。《女人与自然》本身文字很考究且内容涵盖广泛，但也由于内容比较艰深，所以读者阅读起来虽然有快感却无法真正领会其中的意思。而《女人所生》一书中作者对自身经历的剖析，让读者阅读时感受到了赤裸裸的真实，对这本探讨有关女性主义理论的书有一种亲切感。

 

《女人所生》一书中，从女人的母性角度切入，阐述了女人、孩子与男人三者之间的关系。里奇认为母性有两种含义：一是每个女人与她生育能力和孩子的那种潜在关系，二是社会习俗。长期以来，这种习俗一直都是大多数各种各样的社会和政治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石，为那种让所有女人都被男人控制的势力提供保证。它拒绝让1/2的人类自己作出决定来影响她们的生活，并以一种霸道的方式来为父权制的罪恶进行开脱。“在书中，里奇认为女性的母性不是先天形成的，不是人的天性所致，而是后天文化引诱的结果，是后天文化的附加，是后天社会制度的产物。”毛喻原分析说，书中里奇所分析的母性的含义以及对其他女性主义的一些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今天看来，人类既然有两性之分，男性和女性的优势劣势各有不同，两者在社会上的生存功能不一样，就一定有所分工。毛喻原认为《女人所生》中的某些理论在如今看来肯定是有些偏激、极端的。翻开书阅读第一章——《愤怒与软弱》，便能感受到里奇写此书时激动的情绪。第一章以日记的形式开篇，叙述了里奇自己作为一位母亲的怀孕和养育儿女的经历。“我的孩子使我感到极度痛苦，我对这种痛苦感受至深……从这些幼小、不断成长的生命中，我获得了一种审美的快感，一种被爱的感觉。”平实的文字中流淌出了里奇当母亲的痛苦、矛盾。

 

此外，书中还反复几次提到一个西方典型的案例，1974年在美国芝加哥一位38岁的母亲砍杀并肢解了自己两个年幼的孩子。里奇几次对这件事情所进行的详细描述、分析，也足以让我们感受到她偏激、愤怒的情绪。毛喻原对这位母亲的暴力事件解释说，女性的母亲身份、女儿身份是文化强加的结果，并不是一种先天性的秉性。由于强大的男性文化的压抑，使女性（尤其是知识女性）的内心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当心理压力太大且在自身的范围不能展开的时候，就会发生生理转移，人格就会发生精神病变，最后直接反映在暴力行为上。

 

对于里奇在书中表现出来的强烈情绪，毛喻原表示理解。20世纪70年代，第二次妇女解放运动带来了女性主义的学术研究兴起。在由男性主宰的西方文化世界里，第一次有了为女性代言的女诗人，所以当时所表达出的思想、表现出的情绪一定是很极端的。

 

虽然书中很多言论观点都很极端、偏激，但是毛喻原认为现在阅读《女人所生》一书仍然有意义。这本书让我们看到很多女性遵守了所谓母亲身份或者女儿身份，实际上是在以她们人格的自由为代价，包括体面的教授夫人、老板夫人总是作为牺牲品扮演着男性希望她们所扮演的角色。任何一位女性都处在以男性为主的文化领域里，也存在着心理的差异，有着同样的命运，所以这些观点对现代女性依旧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