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期的教育界，以江浙人的势力最大。江苏人的势力主要集中在南京，以黄炎培、郭秉文、陶行知为核心，以江苏省教育会、东南大学和中华教育改进社为组织，形成一个“东南集团”。浙江人的势力集中在北京，北京教育界的重要地位，几乎都被浙江人所占据。

 

以教育部为例，部长蔡元培以下，秘书长、司长、参事，大部分都是浙江人。再下之的科长、佥事当中，也以浙江人占多数。浙江人在北大的势力与在教育部相似。早在严复任北大校长时，各科学长几乎都是浙江人，实际的校务工作，已经为浙江人所控制，造成了一种“越人安越”局面。严复去职后，何燏时代理北大校长，浙江人更是互相援引，将北大办成了“同乡会”。后来在北大兴风作浪的沈尹默、马幼渔等人，都是在这期间进入北大的。在这以后，北大校长的更换，经常是浙江人的“选秀”活动。

 

以蔡元培为例。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对五四以后的政治与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但是考察幕后的经过，同样是浙江人内部的“人事调动”。

 

这件事的经过很复杂。据沈尹默在《我与北大》中说，事情的起因是胡仁源与沈步洲的矛盾。胡、沈二人本来是好友，还先后担任过预科学长。但胡仁源平时为人刻薄，他在代理北大校长时，有一次开玩笑得罪了沈步洲。沈的为人更睚眦必报，在调任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后，便推荐蔡元培出掌北大，作为对胡的报复。所以，这件事开始并不光明正大，蔡元培是否情愿被人利用，是一个疑问。

 

在这件事上起了关键作用的，是北京医专的校长汤尔和。汤是浙江杭州人，后来担任过教育总长，是北京教育界的重要人物。据沈尹默说，有一天，他去北京医专兼课，遇见了汤尔和。汤同他谈起了这件事。当时汤很不以为然，认为沈步洲“荒唐”。但是他认为，这件事未尝不可，让胡仁源做校长，不如让蔡元培做校长。汤尔和听了很意外，随即表示，“既然你们都认为如此，那我明天就去和蔡先生讲，要他同意来办北大”。

 

蒋维乔曾经说过，蔡元培之处世，“长于知君子，而短于知小人”。以他这样的性格到了北大后，很难脱离乡党势力的摆布。正如沈尹默所说的那样，“蔡先生书生气很重，一生受人包围。在民元教育部时代，受张元济等人包围。在北大初期，受我们包围”。他说的“我们”，除他自己以外，还包括马幼渔、马叔平、沈兼士、沈士远、周作人、鲁迅、刘半农等人，也就是被现代评论派指控的“某籍某系”。

 

不过，对蔡元培影响最大的，还是汤尔和。蔡元培到北大之前，他就告诉蔡元培，“文科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默；理工科的情形，可问夏浮筠”。蔡元培到了北大以后，他对北大校务干预更多。从胡适抄录的汤尔和日记看，仅1919年一年，北大辞退陈独秀和后来的索课、罢课运动，都与他的幕后活动有关。

 

在这些事件中，沈尹默和马幼渔都是共同参与者。汤尔和日记1919年3月27日记：“昨以大学事，蔡鹤公与有关系诸君来会商，十二时客始散，今日甚倦。”会商的就是陈独秀一事。所谓“有关系诸君”当中，也包括沈、马二人。有关这件事，胡适后来在给汤尔和信中说得很清楚。据胡适说，他当时疑心这件事是“尹默等几个反复小人”所主导的，汤尔和因为不察，“适堕奸人术中了”。看了汤尔和的日记才知道，“此夜之会，虽有尹默、夷初在后面捣鬼，然孑民先生最敬重先生”，汤尔和是整个事件的主导。

 

据沈尹默说，蔡元培离开北大后，蒋梦麟代理北大校长，也是由汤尔和一手策划的。当时，他去杭州请蔡元培复职，蔡元培曾告诉他，汤尔和劝他不要回去，提出让蒋梦麟做校长。蔡元培认为这不可能，因为蒋梦麟是黄炎培的助手，当初北大准备成立教育系时，就想请蒋梦麟负责组建，结果遭到黄炎培的反对，说北大挖他的墙角，抢夺江苏教育会的人才，现在要蒋梦麟去北大，过不了黄炎培这一关。但是汤尔和胸有成竹，说这件事不用告诉黄炎培。蔡元培大为不解，对沈尹默说，“你说怪不怪，当初不同意，现在连讲都不必和他讲了。”

 

有关这件事，汤尔和日记中也有记录。1919年7月16日记：“晨九时至杨庄。前夕（十四）谈及鹤公代理问题，鹤公属意梦兄，而苦于手续繁重。为一一疏解。鹤公恍然，遂定议。”汤尔和是怎样“一一疏解”的，现在不得而知。知道的是，他对自己的这番策划，非常得意。6月29日记：“晨八时买船至杨庄，晤鹤廎先生，历述（五月）九日以后情形，为言以后出处之策。鹤公有言必听。在云山隐约之中，推襟送抱，亦一乐也。”

 

从汤尔和的日记中看，沈尹默对蒋梦麟代理北大校长，最初曾表示过反对，担心蒋进入北大后，会扩张江苏教育会的势力。沈尹默接受蒋梦麟来北大，交换条件是送他出国。汤在日记中记有：“尹默昨自南归，午约在西车站便饭。余故作疑阵戏之，谓我久主张送君出洋，故与鹤公言之甚力。今自知此说不能成立，自愿取消。渠信以为实，为之色变。乃探得其对梦兄态度，知无他故，乃复允之。”

 

值得注意的是，蒋梦麟到北大后，他态度上有过反复，曾引起汤尔和的不满。日记7月26日记：“沈素来利用鹤公，今见梦兄负重命来此，陡生吃醋之意，又恃部中奥援，故敢认放肆。人心龌龊，可胜慨哉！”据胡适说，他后来还与李石曾相互勾结，对蒋梦麟暗中倾轧，而蒋梦麟因为识人不明，还将他当做心腹看待。

 

浙江人结党营私，把持教育界的活动，引起很多人的反感。“三沈二马”如今成为美谈，却并不是当时人的观感。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中多有记述。据杨树达说，他曾与陈垣“谈及北平教育界情形，援庵深以浙派盘据把持不重视为恨”。单不庵在北大执教时，还曾对人说过，“欲北大办好，非尽去浙人不可”。他自己更将马幼渔、朱希祖之流称为“宵小之徒”。

 

在当时北大的各种势力中，能够与浙江派相抗衡的，只有以李石曾为首的“法国文化派”和以胡适为首“现代评论派”。但是由于顾孟余的关系，浙江派已经与李石曾沆瀣一气，真正的敌人只有“现代评论派”。有关这两派的矛盾，有待另文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