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是刀尖上的哲学，是国家为生存和发展与他国博弈的学问，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是要带刀子的；同时战略又是研究国家发展能力边界即底线和极限的学问，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没有哲学是不行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张文木最近又推出力作《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上卷）》。该书依然保持着他特有的思想睿智与语言犀利的风格。

 

张文木说，刀子容易煅造，而哲学却不能一蹴而就。古今国家的失败多不是没有刀子而是没有哲学，其创伤恢复的速度更是取决于该国公民哲学素养的深浅。同样的战败创伤，在黑格尔的故乡就容易平复，而在富士山脚下迄今仍在频频作痛。尼克松是美国少有懂哲学的领袖，为了抚平越战创伤，他来北京说要与毛泽东讨论哲学问题。

 

张文木认为，哲学是关于边界的学问。朝鲜战争中，美国在时间和空间上均越过其国力边界的极限，因而败得既没面子也没里子。而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中赫鲁晓夫将手伸出了其国力不可承受的空间极限，但这一失误却很快以时间上的收缩而受到矫正，尽管失了面子却保住了里子。在中印之战中，毛泽东恰当地把握了国力伸缩的时间和空间：我方长距高寒的空间劣势却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大张大合的时间优势而弥补，等到争执于古巴的苏、美和在国会争吵不休的印度这三家醒过神来，毛泽东已全胜收兵。一仗下来，既赢了面子——打出了威风和气势，也赢了里子——在西南打出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与安定。

 

“边界既是对自己的规定也是对对立面的规定。不懂自我规定的国家，在战略家眼中要么尽是敌人，要么全是朋友。”张文木说，尼克松与前任两位罗斯福一样知道哪里是美国国力的边界，由此也知道没有中国的合作，美国力量不足以应付全球甚至是地区的挑战。尼克松告诫美国人“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此后美国才得以复兴。今天的一些美国政治家不大懂得“有多少干粮就能走多远的路”的道理，他们几乎将南方世界的所有大国都列为必须打击的“邪恶轴心”，结果弄得美国国力透支和天怒人怨，其外交犹如一场闹剧。

 

作为一位具有高度民族责任心的中国学者，张文木对哲学先贤有过深入研究。“黑格尔说，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都出现两次；马克思补充说，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美国两个布什总统与法国历史上两个拿破仑皇帝所扮演的历史角色相似，前一个是悲剧即正剧人物，后一个在政治家圈中绝对是世界级的笑剧即滑稽人物。”张文木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后者因不学习而失去了哲学。但是，美利坚民族是有智慧的，尤其在困难的时候，美国人往往会迸发出大战略的思想光芒。想必美国人会通过尼克松前后的历史经验，很快认识到尼克松哲学对于美国的巨大意义。

 

“哲学也是关于立场的学问。”张文木表示，立场是主体的基础。立场不排斥学习，但失去立场的“学习”是要挨打的。19世纪下半叶，中国人先是有限地向欧洲学习，结果我们因拒绝输入西洋人的鸦片而挨了“老师”的打；转学东洋日本，结果又蒙受甲午国耻。后来人们误解是学得不够，还不够开放，还要全盘西化，中国主体意识由此受到全面冲击：个体消融主体，本能消融个体，客观中立说消融民族立场说，最后中国意识形态被分解得散沙一片，这为20世纪初开始、30年代末达到高潮的更大的国难在中国内部作了思想铺垫。

 

《辛丑条约》签订和日军全面侵华，大大激发了中国人的主体意识，这种意识在外敌不断入侵的刺激下在中国迅速成长并在延安经历了革命的洗礼，最终形成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旗帜的主导中国前进方向的有民族风格和民族气魄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再次凝聚起中华民族打败日本侵略者、推翻“三座大山”，并在朝鲜战争中教训了美国的骄横，此后便是全民族依托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复兴。

 

张文木说，这段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立场是战略哲学的根本：失去立场，尤其是失去国家立场的战略，在国际斗争中就会异化为那种被恩格斯批评的“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的机会主义式的“学术技巧”。这种貌似“中立客观”和“普世性”的哲学，如引导中国战略学研究，那就会使我们既分不清“谁是我们的敌人”，也不知道“谁是我们的朋友”；而没有对手的战略哲学，所导致的只能是没有根本利益诉求的战略。这对国家而言，无异于又一场国难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