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逻辑的观点看，人际之间的差别并不必然引发冲突，“差分不一定制造冲突，反而能够消除一些无根的、病态的‘伪冲突’”。（张立文著《和合哲学论》）即便在千差万别的情况下，人际之间以至整个社会的和谐也可以建构起来，这需要有效地处理差别者之间的关系，妥善地消除因差别可能引发的各种不和谐因素。对此，早期儒家给我们提供了有价值的认识资源，值得我们关注、思考和借鉴。

 

早期儒家是在承认并维护人际差别的同时追求和谐的。西汉司马谈曾准确地指出，儒家“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即承认并维护人际差别。但差别不是他们的目标，和谐才是他们的最终追求。孔子主张“和而不同”，也就是在容存差别的前提下保持和谐。其弟子有若也说：“礼之用，和为贵”，意思是作为区分等级差别的“礼”，其最重要的功用恰恰在于维护人际和谐。而“和”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它能够凝聚力量，成就伟业，“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究竟怎样使千差万别的众人和谐起来呢？早期儒家提出了以下解决设想。

 

 

为了人际之间的和谐，早期儒家强调，在正名分的前提下，人际交往双方应该对等。毫无疑问，孔子主张正名分，早期儒家也一再强调人们要各安其分，父慈、子孝、兄友、弟悌、夫义、妇从、君仁、臣忠、朋友信、万民顺等名分或道德规范，就是为了维护等级的有序而提出的，但在人际交往中，早期儒家又强调交往双方的对等，这与后世儒家片面要求一方的想法和做法有极大的不同，而他们尤其重视上下等级之间人际交往的对等，更属难能可贵。

 

早期儒家强调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意即人际交往的总规范——礼的履行，是以对等为前提的。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荀子指出，君臣、父子、兄弟、夫妻之道，“偏立而乱，俱立而治”。即人际交往双方要对等地遵守道德规范，否则人际关系就无法顺达。他们认为，遵循对等原则与人交往，就会收到好的效果，如“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如果一方没有履行其道德规范，那么，另一方就可以作出相应的反应。如孟子所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早期儒家要求人们在践履道德规范时，首先应该从我做起，“欲人之爱己也，则必先爱人；欲人之敬己也，则必先敬人”。生活的经验证明，上下等级之间更容易产生不和。对此，早期儒家特别强调在上位者应发挥积极带头作用。孔子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大学》中对此有更多的论述，如“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之类皆是。

 

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早期儒家则要求人们以“忠恕”之道对待他人，即以自己的体验忖度对方，推己及人。其基本内涵一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具体做法是：“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意即自己厌恶别人所做的，自己就不要去这样做。二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意即自己要成人成事，同时也使别人取得成功。这种将心比心的做法，实际上就是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问题，这显然较能符合对方的需求，引发对方的亲近和爱，而不会使对方产生厌恶甚至仇恨的情绪，从而使人际之间容易理解和沟通。

 

 

早期儒家注重人间真情，没有真情贯注其间的行为不被他们所看重。如孔子认为，对父母的孝，若无恭敬之情，则与犬马无别：“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孟子认为，与人交往，应该有真情相伴随，否则没有意义：“食而弗爱，豕交之也；爱而不敬，兽畜之也。”“仁”是早期儒家最核心的道德规范，他们对“仁”的解释多为“人也”、“由中出者”、“人心也”、“亲也”、“上下相亲”、“爱也”等等，这些都是对孔子的“仁”者“爱人”思想的继承与阐发。所以，“仁”是一个饱含真情的概念。而作为人际交往的行为准则，“仁”自然要求人们用心爱人，与人相亲，以情感人。有了积极的真情的付出，才会有回报，“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那么，如何培养与施予真情呢？早期儒家认识到血缘亲情的天然性和牢固性，于是主张“立爱自亲始”，因为亲人之间的爱不是人故意为之，而是出于自然：“父孝子爱，非有为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然后再将这种真情推衍发施为爱他人、爱天下之人。“爱父，其攸爱人，仁也”，“孝之方，爱天下之民”，表达的都是这种看法，也就是孔子所讲的“泛爱众”。早期儒家就是想从血缘亲情出发来构筑一个充满美好真情的世界，以真情化解人们心中的消极情绪。

 

 

为消弭等级间的摩擦与冲突，早期儒家主张：等级固然不能取消，名分必须安守，但个体却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突破等级限制，从社会低层流向高层。

 

春秋末年及战国时期，旧有的贵族世卿世禄制度逐步瓦解，社会阶层的上下流动也日渐加剧。孔子顺应时代潮流，提出了“举贤才”的主张，强调“见贤思齐”，认为“学而优则仕”。孟子宣称“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讲“涂之人可以为禹”，这给处于社会低层者流向高层指明了可能性。同时，他们还强调了个体上下流动的必要性。孟子指出：“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荀子批评世卿世禄制：“先祖当贤，后子孙必显，行虽如桀纣，列从必尊，此以世举贤也。……以世举贤，虽欲无乱，得乎哉？”所以他主张：“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次而废。……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不能属礼仪，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中庸》甚至断言：“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大德者必受命。”在早期儒家看来，通过道德和能力的修养，每一个体都可以改变自己的等级所属，这便给出身社会低层的个体点亮了跻身社会上层的希望。

 

综上所述，早期儒家对差别与和谐问题的解决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人际交往的对等凸显了人的道德尊严与人格独立，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平等；“忠恕”之道尊重了别人的需要，减少了人际交往中的摩擦；注重人际真情增强了人与人之间的亲和，淡化了人的物欲；个体向上流动的设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和社会等级之间的对立，消解因社会流动受阻而产生的冲突。这些对于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都颇有启迪。但是，早期儒家这些解决问题的设想，从总体上看，强化了人的道德修为，却忽视了人的物质利益诉求。对等的原则并不是主张人在权利与自由方面的平等；“忠恕”之道要求人具有很高的道德自律，有时需要超越或放弃自我利益，恐怕难以人人做到；真情的投施从爱亲扩展到爱众爱民也缺乏坚实的依据；个体向上流动的保障制度也没有设计出来。所以，我们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早期儒家的这些设想在当今社会中的有效性是有限的，需要我们结合时代特点，对这些设想进一步改造、提炼、超越及创造性地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