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8年中国科学院院士新春团拜会上,记者有幸结识了我国著名环境化学、无机化学家徐晓白院士。徐晓白现任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学位评定委员会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她曾在卤磷酸钙日光灯荧光材料、稀土高温化合物和某些铀化合物制备等方面卓有成果。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主要从事多环芳烃及其衍生物分析化学、污染化学和生态毒理学研究。

 

韶华犹存、精神矍铄的徐晓白欣然接受了记者的专访。让我们共同走近这位将花样年华乃至毕生精力献给我国化学事业的可爱、可亲、可敬的当代女化学家。

 

 

徐晓白：1948年我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进入上海中央研究院化学所，在梁树权先生的指导下工作。我和梁先生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不长，但他为人做事的认真严格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1950年我开始跟随柳大纲先生工作，从那时起一直到“文革”开始，我都是在柳先生的领导下工作的。柳先生是个学识渊博、思路开阔的人，根据国家的需要，研究工作不断在学科的各个领域展开。建国之初，我国的发光材料科学和工业还是一片空白，柳先生接受了填补空白的任务。柳先生是这个项目的组长，我是副组长，具体负责荧光材料的合成制备。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们试制成功了卤磷酸钙日光灯荧光材料，并用于荧光灯管的生产，1953年底我们将所建立的全套技术资料移交给南京灯泡厂。之后不久，我们又相继接受了国家下达的土壤矽化加固、稀土化合物制备、核燃料前处理和后处理有关技术、铀铝合金回收等研究任务，这些工作看起来不仅毫无关联而且相差甚远，但柳先生一贯坚持一个研究思想：科学研究首先要从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出发，然后兼顾科学本身的发展，回过头来用更高超的科学技术为国家和社会更好地服务。在这一研究思想的指导下，包括柳先生在内的许多科学家在建国之初乃至更长远的时期内，对我国各方面的建设和科学研究的布局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后来我的工作也基本遵循这个研究思想。

 

“文革”后期，我面临工作单位和研究方向的重新安排和选择，本来我希望去上海从事无机材料的研究，但最后还是遵照组织安排留在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环境化学研究所（现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以适应我国环境保护和环境化学研究的需要。从此，我的研究方向从无机材料的合成制备转向了有机污染物的分析，也从此离开了柳先生。跟随柳先生十几年，他的影响是无形的，但却是深入心田、渗入行动的。他的大公无私，他的平易近人，他与人合作中的质朴坦诚，永远是我们后来者的楷模。

 

 

徐晓白：1980年我到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做访问学者，研究柴油机排放颗粒物的环境风险。这一工作是针对美国当时提出的柴油机是否可部分替代汽油机的讨论提出的。当时采集了大量的柴油机排放颗粒物样品，从中分离出了上千个馏分，用Ames试验方法检测发现一些馏分有致突变活性。接下来的工作是致突变物质的鉴定，经过努力我争取到了到空间实验室做质谱分析的机会。当时还没有可以参照的质谱图库，所以化合物的鉴定工作很困难。结果工作进行了一年多还没有太大进展，加州大学方面想停止这项工作，但我不想就此罢休。因为我是我们自己国家资助的访问学者，他们又不好强行停止我的工作，所以这一工作在我的坚持下得以继续了下去。回想我一生中无数次困境中的坚持，都源于坚定的信念和不屈不挠的性格，这一性格的形成首先要感谢中学时期学校的训练和培养。在柏克利分校，经过夜以继日的分析，终于从大量的质谱图中鉴定出了一种强致突变物质——2-硝基芴，随后又鉴定出50多种致突变的硝基多环芳烃和一些含氧的硝基多环芳烃。这一成果是有关柴油机排放颗粒物研究的重要突破，为当时美国是否能用柴油机替代汽油机的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可以说，在美国的那段经历对我日后的科研工作影响深远。首先，我的视野突然开阔了。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的工业化程度还较低，污染问题的严重性还没有广泛突显出来，人们最多关注的也仅仅限于一些重金属污染物和某些大量存在的有机污染物（如农药）。而去美国后才感觉到环境中原来还有很多种微量但持久存在的有机污染物，当时多环芳烃、多氯联苯等持久性有机物的污染问题正日益受到西方学术界的关注。我感到国内开展有机污染物研究的迫切，于是回国后立即投入到了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痕量分析方法建立、污染源调查等工作中，这些工作为国内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研究打下了一定基础。去美国后的另外一个影响是与国际上先进的实验室建立了很好的联系，并获得国际同行的尊重和友谊。总起来说，美国人是很友好并乐于合作的，但前提是你能让他们信赖和尊重。1982年以后我曾作为访问教授3次去加州大学做短期工作，交流相关研究领域的新进展、新动态及发展趋势，每次都有新的启发，这对我们国内的工作很有补益。不仅仅限于与加州大学的交流，后来包括我作为联合国环境署全球基金委第三届科技咨询组成员参加的各类会议在内的各种形式的交流，对我的工作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徐晓白：谈到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感受，很简单。大概是1993年吧，有人让我准备点儿材料，说是推选院士。那时才知道1991年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有人推荐过我。1995年我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那一年我68岁，如果没有成为院士，按规定在70岁时就要退休，因为当选了院士，我又可以继续工作了。今年是2008年，我比法定退休的时间多工作了10年，这就是我当选为院士的最大感受，我非常珍惜这个荣誉和它带给我的额外的10年工作时间。

 

 

徐晓白：关于固体废弃物处理，首先声明我不是专家，只是作为普通公民谈一点感受。目前发达国家的固体废弃物处理做得比较好，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技术比较成熟，另一方面是他们的垃圾分类做得好。对不同类别的固体废弃物采取有针对性的技术处理，既提高了处理效率，又减少了污染，同时又回收了资源，所以垃圾分类是固体废弃物有效处理的基础。目前国内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基础设施虽然还不能保障固体废弃物很好地进行分类，但作为普通公民，我认为，应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做好生活垃圾的分类，同时呼吁尽量减少垃圾的产生，尤其是电子垃圾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