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16日，在浙江大学，陈启宗与丘成桐在第四届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的新闻发布会上。（王丹红／摄） 

 

“所有的学术活动必须有经济基础，请陈先生先讲。”

 

“知识先行，钱在后面，还是请丘先生先讲。”

 

2007年12月16日，杭州，第四届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新闻发布会上，香港恒隆集团主席陈启宗和哈佛大学数学家丘成桐相互谦让发言的顺序。

 

这一幕，体现出这位钟爱数学的企业家对数学及数学家的尊重。

 

然而，关注重心完全不同的企业家是怎么走近数学，继而决定支持数学的呢？

 

 

“有媒体说我也是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的发起人，其实我不是，我不懂数学，我只是帮丘先生打打边鼓。丘先生说1+1=2，我是商人，恨不得1+1=11，赚得越多越好。”陈启宗对自己的角色定位很明确。

 

上世纪60年代，由于两人未来的太太是同住在美国旧金山的室友，因此，丘成桐和陈启宗成为好朋友。而他们的合作，始于江泽民同志的一个要求。

 

“1996年，国家主席江泽民请丘教授为中国数学的振兴多作一点贡献。”陈启宗说。

 

“当时我说数学怎么好，他将信将疑。后来江主席说要我帮助中国数学。数学的魅力和作用，媒体报道很多，他就相信了。”丘成桐说。

 

“丘先生去中国科学院找了院长路甬祥，还找了我，还有杨乐院士，商量这件事。后来决定在中科院数学院成立晨兴数学中心。丘先生不仅数学好，筹钱能力也很好，中科院和晨兴集团一起出资盖了晨兴数学楼。”陈启宗说。

 

晨兴数学中心完全按国际惯例运作。每年初，丘成桐聘请10多位国内外著名数学家组成学术委员会，研究确定一年中6到10个尖端课题。每个项目请3个国际一流的数学家担纲，国内3个教授协助，同时面向全国引进年轻教授和博士参与研究。每年约有150至200位学者来晨兴从事高层次研究工作。

 

陈启宗说，无巧不成书。“我是美国南加州大学校董，我和我儿子都毕业于这个学校。我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换衣服时和一位老师交谈，问他是否去过中国，他说去过，去过中科院晨兴数学研究中心，我说我就是‘晨兴先生’。后来知道，他是有名的理论物理学家Witten，也是丘先生的朋友。”

 

丘成桐强调学术交流对促进学术进步的重要作用。他说：“最近印度请我去演讲，我研究了一下中国和印度三千年来的数学史，发现中国和印度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古代数学一直领先，可是在600多年前（自中国明朝），数学都开始没落，最主要的原因都是缺少与国外数学家的学术交流。而在汉朝时，丝绸之路搭建了很多东西方学者交流的平台。”

 

“相对而言，作数学很省钱。数学需要启发，唯有大师才能培养未来的大师。有句话说，要找将来的诺贝尔奖得主，就去诺贝尔奖得主的实验室找。如果要找将来的菲尔茨奖得主，就去找菲尔茨奖得主的学生。已经去世的陈省身先生获得了沃尔夫奖，丘成桐获得了菲尔茨奖，这两个大奖都被认为是数学的诺贝尔奖。丘先生回国的时间非常多，就是为了培养更多的数学家；不仅他自己来，他也把数学大师引到中国，与中国年轻人进行交流。”陈启宗说。

 

“丘先生学问那么好，还是个好老师，对学生非常好。我有一次在香港中环渣打银行大厦门口碰到丘先生在马路上走来走去，我问他干什么，他说等学生，然后找个地方指导学生。我一听，赶紧把他们引到楼上自己的办公室。”陈启宗说很难碰到丘成桐这样有学问又有心的人。

 

“有一次在晨兴数学楼里我们谈到设奖的可能性，希望有个晨兴数学奖能够奖励全球优秀的年轻数学学者，并且在每届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上颁发。于是我提供概念，丘先生用学术声誉完成这个事情。而且每次大会都设立一些论坛，讨论一些和数学相关的话题：数学和经济、数学和文学、数学和博弈，这次谈数学和教育的关系。我弟弟陈乐宗要主持Jill Mesirov教授的公众演讲。”陈启宗说。

 

陈启宗一再强调：“晨兴出钱出力，但有两件事情不可干涉，一是学术自由，二是评选。”

 

“我们的评审很公平，邀请8位海外非华裔数学家评阅，用很审慎、很客观的方法评审。”丘成桐说：“菲尔茨奖的荣誉很高，但奖金很少，1983年我拿到菲尔茨奖，奖金是3000块加拿大币，相当于2000美元，还不够支付我和我太太的机票和住宿费，从钱方面来讲是赔了。而我们的晨兴数学奖金奖是2.5万美元，银奖是1万美元，在数学界这是一笔很高的奖金。获奖者都很高兴，既有荣誉又有奖金。”

 

 

“‘晨兴’是我们家族公司的名字，是在先父留下的基础上，由我和我弟弟创办的。名字的意思是‘万物循环，晨晨复兴’。这家公司有些特别，它赚的钱不是为了我们，也不是为了我们的后代。”陈启宗说。

 

“我们非常努力地赚钱，我们也非常努力地捐钱。赚钱是非常有意思的，捐钱更是有意义的。”陈启宗在大会上的发言赢得多次掌声。

 

陈启宗说：“第一届晨兴数学奖是1998年在北京颁发的，10年后，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10年前，中国没有多少富人，放眼今天的中国，满眼富人。特别在浙江、在杭州，这样的大省大市，有钱人很多。10年来，中国人一直努力地学习怎么赚钱，但是今天，赚了钱的人不懂得怎么花钱。”

 

“曾经有位美国成功人士说过，你口袋里的钱不是你的钱，你花的钱才是你真正的钱！我稍加修改：你口袋里的钱不是你的钱，你花得有意义的钱才是你真正的钱！”陈启宗说。

 

身体力行的陈启宗告诉中国富人：“赚钱不容易，有意义地花钱更难。挣钱需要智慧，可是花钱更需要智慧。钱非万能，但是有了钱，却可以做很多大事、好事。所以，我希望，晨兴公司能够借助晨兴数学奖给在中国内地赚了钱的商人起一点示范作用。”

 

“我们找了很多像陈启宗先生这样推动科学发展的生意人来帮忙。在香港，在国外，看到很多有心人帮助祖国发展。这两年中国有钱的企业家很多，我希望他们能为中国数学事业的发展出力。政府、企业、学校和作学术的人几方面一起努力，中国数学的前景是很乐观的。这是功德无量的事。”丘成桐呼吁更多的人关注中国科学的发展。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这次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上设立了面向全球华裔中学生的丘成桐数学奖和讨论中学生数学教育的泰康中学数学教育论坛，董事长陈东升也是被丘成桐所打动的。“我小时候一直梦想成为一位科学家，但后来做了商人。我小时候就知道西屋奖，半年前，丘教授找我谈设立中国西屋奖的想法，他还没说完，我就同意了，非常痛快。我们可谓一见如故，很快达到高度的文化认同。”

 

 

“如果说钱并不是最值钱的东西，那是什么呢？我相信是知识、是真理。数学并不能解决人类所有的难题，但确实可以在寻求真理的长途中对人类有所帮助。所以晨兴公司有幸得到丘教授的邀请，我们一起合作了十几年，合作得非常愉快，能够尽点绵薄之力。”在大会发言的最后，陈启宗感谢了“邀请他合作的丘成桐”，感谢了“作出公正评审的几位世界著名的数学家”，也由衷地祝贺得奖的数学家，“让我们大家今天一同分享得奖者的喜悦，让大家，包括我这样不懂得数学的一介商人，都来分享数学家追求真理、得出成果的欢悦”。他的两个“感谢”和一个“祝贺”，让会场2000多人再一次报以热烈的掌声。

 

陈启宗的“慷慨”，在某种程度上，建立在自己的勤奋和对家人的“吝啬”上。

 

陈启宗深受父亲陈曾熙的影响，“勤奋的基因”督促他不停地工作，父亲的培养方式让他很能吃苦，“在上中学的时候有两种人，有钱的、读书比较好的都往英文中学去。先父比较有远见，他说我儿子将来英文没问题，把他送到中文中学去。那时候我们在中学是三等公民。当然现在看回去，很多人说你父亲真是有远见。在那个年代，没有人这样做。”

 

父亲送陈启宗上中文中学，想让儿子从小了解社会、了解民间，塑造出坚韧的性格。陈启宗中学一毕业即被送去美国念书。其间，陈启宗并没有把所有精力放在学业上，而是抽空看橄榄球比赛，参加美国家庭的聚会，甚至还做了教会的义工。

 

“我家不相信传宗接代，不能把钱留给儿子。我们家教育第一，德育教育第一，得到这两个教育之后，就不再需要钱了。先父在世时，我一分钱没有拿到。我儿子现在在上海做事，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有一次我给他打电话，他说：‘对不起爸爸，我现在骑自行车，我回家后再给你通电话’。”

 

“很多年前，很多人叫我儒商，我非常不喜欢。叫我儒商就把其他的一切商人都骂了，好像其他人都是没学问的。”陈启宗的潜台词是如果所有的商人都尊重知识，所有的企业家都有社会责任感，那就不用儒商这个词来突出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