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国际交流与合作由表及里，从浅层走向深入，是各高校面临的共同问题。

 

在浙大当天举行的埃（长度单位，10纳米等于1埃）科学研究中心成立仪式后，记者采访了该中心副主任韩高荣教授。据他介绍，邀请三位诺奖评委也非易事，因为对方对于一般性的合作没有太大的兴趣，需要有实质性的内容，这体现出瑞典教授的务实精神。

 

而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诺贝尔物理学奖评委、皇家工学院教授伯尔杰·约翰森则表示，合作不仅仅是学校与学校之间的、机构和机构之间的一纸协议，合作必须是人与人之间的。选择与浙江大学合作，是因为在与该校师生的接触与合作中都感到非常愉快，在学术科研以及人才培养上都会有很好的预期。

 

此前，在中间积极牵线搭桥的浙大校友、斯德哥尔摩大学沈志坚教授（该中心执行主任）根据双方的需求，不断接洽，最终敲定了这一合作。而邀请到三位来自不同领域的诺奖评委加盟，将有助于该中心借助其宽广的学术视野和广泛的学术联系，确保中心立项的科研项目的内涵处于国际学术研究的前沿。同时，在中—瑞双边的科技合作框架内，中心还可以借鉴瑞典成功的产学融合发展模式，引入瑞典的高技术企业参与合作。

 

韩高荣表示，目前中心的定位是一个平台、一个节点、一个实体。一个平台就是要在“111引智计划”框架内，建立一个具有国际影响的学术交流平台。除举办高水平学术研讨会外，还将打造一个以当年诺奖获得者或评委为主的“诺奖中国论坛”，形成一个国际的学术交流品牌。一个节点指建立中—瑞双边产学研国际化纽带，通过合作双方的共同参与，争取两国政府合作基金的支持，吸引两国5个以上的企业进行投入。一个实体就是建立一个以需求为导向的务实研究团队，不仅吸引国内外高层次人才的加盟，更要借此机会培养一批顶尖的研究生。“只有这样，大学的国际化才能走在国家改革开放的前列，在国际学术界争创第一。”据悉，中心展开科研时，最大的特点在于立项必须以市场需求为先导，即先征询企业是否愿意在该科研上投资，愿意则表明有市场，可以进行，反之则不立项。

 

对于合作，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诺贝尔化学奖评委、斯德哥尔摩大学化学院院长斯文·列丁显得很有信心。据他透露，瑞典在今年4月将有望推出一项计划来专门支持类似埃科学研究中心的合作项目，金额预计将达1亿元人民币。而对于联合培养的学生是否有望获得诺奖，他则表示很难回答，但是，他能肯定的是培养出来的学生将是非常优秀的。

 

在浙江大学，记者了解到，除了该中心以外，该校通过国际交流与合作建立的实体还有很多，如数学科学研究中心、光及电磁波研究中心等，在教学、科研、应用开发等方面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仅在该校的光及电磁波研究中心，已建成60余人组成的科研队伍，是正在执行的一个“973”重大基础研究项目的牵头单位，承担了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和国家级攻关项目，在光子学及电磁波的理论与实验研究领域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的学术成果。

 

 

在浙大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中，除了研究中心这样的“硬”实体，在融合借鉴国际学术经验方面，也打造了一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软”实体。

 

以创办仅8年的《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为例，在2007年5月和11月，该学报的A辑（《应用物理和工程》）和B辑（《生物医学和生物技术》）双双通过了美国汤姆森科技信息集团科学信息研究所（Thomson ISI）的严格评估并被SCI-E收录。这在中国科技期刊界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业绩，同时，在中国高校里也实现了综合性大学学报在SCI刊源的零的突破。

 

然而，回忆8年的创刊史，该学报执行总编张月红感慨颇多。据她介绍，创办伊始，学校就把它定位于一份国际化的学术刊物。

 

为了实行严格的国际学术同行评审体制，学报计划聘请一批国际知名的专家，但没想到却遭到了冷遇，应审率很低。但编辑部继续采取主动加强联系、积极宣传等方式，让越来越多的专家了解这是一份坚持走国际化的学术期刊。同时，他们不断强化国际前沿办刊的理念，抓住机会与全球出版集团施普林格（Springer）等加强合作，脚踏实地依靠国内外办刊资源，使学报的学术质量和国际显示度不断提升。现在，该学报的国际审稿库的专家达到3600多人，来自55个国家和地区，应审率也从创办之初的20％上升到98％。

 

作为第一个全面实行国际审稿体制的大学学报，实际上也将中国的学术研究直接推向了国际学术交流的前沿，不仅提高了刊物质量，也搭建了中国科技研究成果与国际同行交流切磋的平台。而同样作为第一个申请了国际出版链接协会（CrossRef）数字认证码（DOI）的大学学报，使得学报的电子文档真正在国际标准下实现了网络全球化，让更多的读者能够直接点击阅读和下载引用，拓宽了学报的国际科技市场。据施普林格（SpringerLink）的统计，该学报2007年前10个月的（收费）全文下载量已经是2006年全年的免费开放阅览量的168.9％。

 

目前业内人士普遍认可《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在几个方面走在中国大学学报界的前列，如刊物专业化，审稿国际化，作者全球化，网络国际DOI标准化，发表的文章被引率上升化，进入国际三大检索库快速化等。从一份涵盖理、工、农、医、文大综合的英文版学报演化到现在两份大专业的综合期刊，从历尽艰难发展到现在获得的广泛认可，张月红和她的同事们在欣喜的同时也在思索着未来。她总结道：“被SCI－E收录不是我们的终点，把中国的大学学报办出特色，推向世界，能把期刊做成国内外的科学家和研究人员喜欢的学术信息交流平台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因此把握自己和信息资源就成了一个新的课题摆在我们办刊人的面前。”

 

而在浙大与美国、印度、埃及三国合作的全球数字图书馆（目前已达150万册）的建设中，体现出来的除了国际化的合作交流，还有一种自主精神。“合作中一定要把握主动权，积极寻求发展，这样才不会被对方硬性施加限制！”说起数字图书馆的建设，浙大图书馆常务副馆长竺海康教授表示，当初与美国合作时，就考虑到主动权的问题，以引进技术为主，然后进行消化吸收再创新，形成自主的资源建设后，再以平等的方式将数字馆藏图书与合作方进行交换。这样，既能利用外方的技术资源，又能对等使用对方的图书资源，大大拓宽了资源范围。目前，由浙大和中科院研究生院牵头，国内16所重点高校共同完成了107万册数字图书的工作。竺海康说：“目前，很多国家都表示了合作意向，就是因为我们掌握了主动权，取得了主导地位。”

 

在交流与合作中，记者采访的专家已经表达出这样的信息，即合作不能局限于学术、科研的共享互补，更要通过合作的示范作用来引领全球化下的中国科技创新以及传播的新潮流；要引进与出口并行，让中国的科技发展不仅要从成果上，更要从理念上进入国际视域，以期获得最大的发展。

 

浙江大学出版社在与施普林格（曾出版过15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学术著作）合作中，双方成立科学出版基金资助中国优秀科学家出版英文版的学术专著，将中国学者的学术成果推向国际舞台。据悉，跨国联合设立出版界的科学出版基金在我国还是首次。

 

据该校出版社总编徐有智介绍，对学者而言，专著完成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专业领域系统理论形成的过程，目前中国科学家每年产出的科学论文在国际上占有很大的比重，可是优秀的学术专著走向国际市场的很少。此次为中国学者搭建国际平台，就是要对中国优秀学术专著走向国际起到催化作用。目前，该基金已资助近20本专著的出版，同时也引起了国家相关部委的重视，已列入中国图书对外推广项目的资助，以鼓励更多的科学家将著作推向海外。

 

在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中，像浙大这样的高校在逐渐增加。然而，对于国际化的发展，在不同的高校和人文学科、自然学科之间还存在较大的差异。

 

上海大学副校长叶志明表示，该校近年来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已经有较大发展，尤其在合作办学与人才培养等方面。如与法国技术大学集团开展的工程师教育合作就取得了很好的进展。学校在引进优质教育资源的同时，对人才培养方案、思路、教学等方面的影响很大。例如，该校的工程教育仅仅从学生培养计划看好像很“工程”，但培养出来的学生却难以适应工程学科的发展以及工业界的需要；法国的工程师教育在全世界都是闻名的，从学生培养方案看，好像没有我国高校那么“工程”，可是培养出来的学生却是受到工程界和工业界欢迎的，这就是根本差距所在，也是该校通过国际合作要不断提升的关键所在。在学术交流方面，各院系也都普遍重视开展国际化的学术交流活动。叶志明表示，在学术研究的合作上最好的方式还应该是教授对教授之间的联系和合作，这是持续发展的基础所在。

 

但是，叶志明认为，由于传统办学观念、行政管理体制、思想意识等方面的原因，整体上来说，高校在这方面的发展还有待提升。同时，他也希望能够从政府层面上得到更多的政策支持与帮助。

 

而中国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则表示，由于语言上的差异，人文学科在交流中存在的困难较大，一些所谓的国际化交流是为了交流而交流，场面看似热闹，实质上因为没有深入的沟通而缺乏学术上的突破。他表示，这主要是目标不明确，也缺乏相应的管理考评机制，使得一些交流只是在学校的硬性规定下走完过场，然后上报已经开过若干国际会议即可。因此，他建议，学校在国际化的过程中，不仅对开国际会议的次数有要求，更要在事后进行评估，完善督导制度，真正促进学术交流与合作的实质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