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国家重点大学青年教师、教育学研究者古乐（化名）2007年7月刚工作便赶上了学校的本科评估，为了准备系里的迎评材料，应系领导要求，暑假期间未回远在西部的家，他作为大学老师的第一个暑假几乎完全是在学校里度过的。

 

“评估的愿望是好的，但是有些做法却确实很值得商榷。”古乐说，教育部花纳税人的钱，就必须对这笔钱负责；政府将钱拨给高校，这笔钱用得怎么样？当然要有一个监控，没有评估就没有改进，也没有提高，从这个本质上来讲，评估非常关键。

 

古乐认为，评估为五年一评，全国这么多高校，教育部连地方院校都评估，这样的评估难度可想而知。然而因为带有政绩观，所以在短时间内评估部门必须要向上级部门拿出一个成绩来，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很多系统性造假行为的发生。

 

古乐表示，这样的评估其实是一件非常短、平、快的事情，很容易出“效果”。但事实上，高等教育是一件需要长期投入的事情。“政府今天投入50元，可能10年后才能产出51元”，但是作为行政管理者，却很难顾及教育研究者所考虑的这些问题，而更多地是把教育当做一种短期的行政管理来操作，如果这样的话，“教育的人性化”，“教育要培养人的全面发展”这些至关重要的核心工作势必都屈从于这种机械的操作。

 

对于目前高等教育界争论已久的高校愈来愈行政化这一老大难问题，古乐认为，这中间常常被人忽视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现在的高校领导往往缺乏自己的办学理念（教育哲学）。“为什么北大、清华在民国时期还能有那样的特色？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那时的校长都很有自己独到的办学思想（教育理念），这也就造成了北大、清华当时各有其非常鲜明的特色，这种特色受到了国内各界甚至国际上的广泛认可。”

 

而现行评估制度的“单一、缺乏多样性”，评估标准缺乏灵活性，则助长甚至加速了目前这种不良状况的发展。为了通过评估，学校领导层不得不按照评估标准的硬性要求“补课”，因为在评估指标中，如果有一个方面不达标，就会拖累整个评估的结果。

 

“高等教育如果用一种标准去衡量的话，那只能造成全国高等学校向一个方向瞄准，向一个模式看齐，这就非常容易造成“千校一面”情况的发生。（本报记者 陈彬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