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琪峰四年磨一剑，用时间之光打磨出的《文雀》想留住香港的某些记忆，这记忆满溢出怀旧的斑驳色调。双层电车、狭仄的街道、耸立的高楼、墙皮脱落的房间、老单车、老相机、快餐店，女人珍妮的黑色高跟鞋和匆匆奔跑的身影丈量了这个城市，男人阿祺则骑着老单车拿着老相机将这个城市留在了一声声的喀嚓中。这的确如人所说，《文雀》像是杜琪峰写给香港的一封情书，这封情书剥离出香港的情欲，为城市写了部影像传记。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写道：“城市犹如梦境：凡可以想象的东西都可以梦见，但是，即使最离奇的梦境也是一幅谜画，其中隐藏着欲望，或者隐藏着反面的恐惧，像梦一样。”当欲望成为记忆，那便成了一抹怀旧；当谜底被揭晓，就是梦醒时分；当梦醒后，却多了一种失去的怅惘。

 

“文雀”在香港俚语中是扒手的意思，因为文雀作为一种鸟，它有一种保护色使它偷吃粮食而不被发现，故云。影片中，阿祺养的文雀困于笼中而不得自由，这既是对珍妮境况的一种隐喻，同时也是对四个扒手兄弟的况味。珍妮是自知于被困而努力振翅突围，因此她不停地奔跑；四个扒手兄弟则是不知于被困而在拯救珍妮的过程中自我救赎。同样，把珍妮圈于笼中的傅先生又何尝不是被困于笼中而不自知，就像一副手铐一样，既铐住了他者，也铐住了自己。铐住了他者和自我的就是欲望。

 

扒手本身就是对欲望的一种无法控制的行为，尽管四个兄弟并不像《纵横四海》中的扒手那样“崇高”、“伟大”，他们有些小瑕疵、有些小可爱，但偷东西本身作为一种浪漫的生活样式恰恰念兹在兹地表现了欲望被浪漫化后的像梦一样的恐惧。一天，阿祺的文雀离开了笼子不知去向后，所有的人都开始渐次从对欲望的痴迷中折返，从四个扒手兄弟到傅先生。傅先生给了珍妮护照，让她离开；珍妮拿到了护照，离开香港；四个兄弟也离开“文雀”生涯，重新开始。欲望就像手中的沙子，手抓得越紧，流失得越快，索性放弃沙子，去收获一种别的自由。

 

这是杜琪峰选择的故事结局。其实在我看来也是一个小小的败笔。影片的前三分之二处无论是故事的张力还是镜语的精美都让我充满欣喜和期待。女人在奔跑，为什么奔跑？女人在色诱四个兄弟，为什么色诱？那个满是死鸟笼的房间又是怎么回事？女人和傅先生又是什么关系？她为什么在公共电话亭打电话？打给谁？这些悬念扣人心弦，有希区柯克之风。但是希区柯克的经典麦格芬（MacGuffin）——不存在的东西成为故事的焦点，被杜琪峰做实为珍妮的护照，这不仅使故事充满了漏洞，同时也使整个故事显得有些简单。于是，他就只能选择那样的结尾了。也许，在这里将护照换成一个空的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更可以使城市像一幅梦境，像一幅谜画。也可以使人物和故事更往深处挖掘，从而使他们真正成为这个城市的一副面孔。

 

于是，简述这篇故事就显得异常简单：傅先生扣押了珍妮的护照而使珍妮被迫留在他身边，珍妮通过色诱四个扒手兄弟企图让他们帮她偷到保险箱的钥匙，尽管失败，但是傅先生最后通过和四个扒手的较量把护照给了珍妮。

 

珍妮既是这个城市的表征，也是都市男人欲望投射的对象——神秘、迷人，同时又感伤忧愁需要被拯救。都市男人则赋予自己“骑士精神”的想象，即便是四个“文雀”兄弟，也要为自己的欲望而战，只不过他们少了份英雄的“骑士精神”，多了份唐吉诃德式的幽默、戏耍和玩谑。当唐吉诃德的出现预示了西方“骑士精神”的终结时，都市“文雀”的英雄行为也昭示了英雄的终结。作为香港这座城市的外来者，珍妮给这个城市带来了传奇的惊鸿一瞥。与其说是四个男人拯救了这个女人，不如说这个女人拯救了五个男人。她的出现打乱了四个男人的生活秩序，在经历了一段冒险之后，他们又恢复了平静的生活秩序，但并非彻底地回到原点。因此，女人作为一个异质物，在完成使命之后，必须离去，这有点像西部片中的个人英雄一样，在拯救了一切后，策马扬鞭消失在黄昏映照下的路途中。

 

《科学时报》 (2008-9-4 悦读 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