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一达自小在外祖父身边长大。外祖父是清朝的秀才，家里藏有很多书。在五六岁时，外祖父就开始让他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唐诗三百首》等线装古书。这些古书奠定了刘一达的古文基础，也让他从此养成了读书的习惯。

 

16岁时，刘一达从学生变成了工人。当时正值“文革”期间，许多国内外的名著都被判定成了禁书，禁止人们阅读。但书已经成为刘一达的生命中流动着的血液，而读书也已经成为了戒不掉的瘾。那时，父亲被关起来，家被抄，他心情糟糕透了。如何从这种情绪中解脱出来，他选择了阅读。看《德伯家的苔丝》时，书中主角苔丝的遭遇让他不禁潸然泪下，也明白一个道理：人在遭受挫折时能拯救自己的人只是自己。

 

恰巧当时，一位同事家里没有被抄，很多书幸存下来，于是工厂里爱书的人便私下传阅这些书。刘一达正是通过这种“地下读书”的方式，阅读了很多十九、二十世纪法国、英国和前苏联的名著。

 

当他看到《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后，便觉得高尔基的所有作品中最棒的就是三部曲。因为高尔基从小在外祖母身边长大，当过装卸工、面包房工人，刘一达从高尔基的人生经历里和这三部曲中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前苏联作家的作品很有思想深度”。他非常喜欢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因为写得非常地道、精美；此外还对果戈里的幽默及其人物描写的笔法很喜欢。

 

在众多的法国作家中，刘一达最欣赏福楼拜。提到福楼拜，刘一达津津乐道，福楼拜把准确性看成是作品语言表述的唯一使命，他指导莫泊桑写作时曾说过一段话：“在描写事物的属性时只有一个名词，在描写人的动作时只有一个动词，在进行比喻时只有一个形容词，作家的使命就是找出这一个名词、动词、形容词。”刘一达在福楼拜的作品中学到了严谨的写作态度。此外，他也很喜欢巴尔扎克、左拉的著作。巴尔扎克一生写了90多部长篇小说，在巴尔扎克的身上，刘一达学到了刻苦写作的精神。

 

在“文革”期间，刘一达被抽调到某个批判书的组织，因此有幸读到了很多古书。譬如批判《论语》之前，他就给《论语》作了全面的解释，所以后来考大学时，考古文就感觉很容易。

 

那时，往往很多人等着借阅一本书，所以看书必须速战速决，刘一达清晰地记得当时看《红与黑》仅仅用了两个晚上。他回忆说：那时工厂经常组织开会学习，为了多些时间看书，他经常提心吊胆地用《红旗》杂志当做书皮掩人耳目。

 

在当时读那些禁书时刻面临着被批判的危险，但是刘一达依旧如痴如醉沉迷其中。“我看书和其他人不一样。”他说，“因为自己喜欢写作，所以读书时很注意吸收书中的营养，而不是像有些人那样，看书无所获。”对他而言，读书时做笔记也是必不可少的事情。他不仅仅看书，有时甚至还抄书——看到精彩的段落时将其整段整段抄录到本上，被《老残游记》前言里的“哭”感动的他将前言也抄在了本上。

 

 

1978年，大量名著被解禁，很多世界名著被出版。刘一达特意列出了书单，并将4个月的工资几乎全拿来买了书单上所列的名著。那时人们都争先恐后地买书，于是出现了书供不应求的现象，很多时候刘一达都不能如愿买到自己想要的书。他便开始换书——将自己多余的书和别人换自己想要的书。半年下来，他买了600多本书。因为自己几近疯狂地买书，他经常遭母亲责骂。

 

在那个年代，买书的目的是唯一的——为了看书。为了买到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原价3角2分钱的薄薄的小册子，刘一达花了1.8元从别人手里买了下来。刘一达笑着说：“那时可以说成‘求书若渴、读书若饥’，当时读的那些书对自己之后的写作有很大帮助。”

 

刘一达说，有时读书，能让心灵都感受到震撼。说到这里，他情不自禁地、一字不差地背出了托尔斯泰的《复活》的第一章开头，因为这本书他在工厂时就足足看了三遍。

 

回忆多年来的读书事，刘一达觉得自己离开了书就活不了。对他而言，读书就像阳光、空气和水，书是人活着时所依赖的精神营养。哪一天不看书，刘一达就觉得生活中有缺憾，日子过得有些空虚；唯有读书才能使他充实起来，不迷失方向，找准自己的目标。

 

“我是书的真正的受益者。”刘一达感叹说，好书指引了他生命的航程，给了他很大的力量，让他今天成为一名记者、一位作家。高尔基曾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刘一达认为不仅如此，而且书籍还是人类进步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