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塑造了《茶馆》里经典的艺术形象“刘麻子”，也是《我爱我家》中令人忍俊不禁的老胡；他23岁就翻译了斯塔尼斯拉夫斯基的《〈奥赛罗〉导演计划》，在医院最后的日子里还在翻译《哈姆雷特》；他曾经被密苏里大学邀请执教“大师回炉班”，花甲之年还被香港演艺学院请去讲学；他曾经是文化部的副部长，但也曾经作为“美苏双重特务”被囚三年。他就是英若诚，我国著名的艺术家、翻译家，当然，也是英达的父亲，英壮、英宁的伯父。“他过早地成为了历史人物，这是历史的遗憾。”这是《英若诚传》的作者姚家余在扉页上写下的话。
宁可缺宁可少，也不可虚拟、掺水。原则是客观、如实地展示父亲英若诚一生的经历。
——英达（英若诚之子、著名导演）
也许有人英语比他好，但是人家也许没搞戏剧事业，他是这方面的通才……不熟悉的领域，他从不乱来，他只选择能驾驭得好的形式。
——英宁（英若诚之侄、著名导演）
英若诚先生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但现在尚未有一本系统介绍他的书。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恐怕不太公正。
——韩忠良（《英若诚传》责任编辑、春风文艺出版社社长）
不是皇亲贵胄，却乃名门之后
英家是满族正红旗人，有人因此推断他家定然沾有皇亲。其实这种说法模棱两可，因为虽然英若诚的祖母是爱新觉罗后裔，但是英家祖上则是绝对的体力劳动者。
本书一大可取之处在于，对于所谓“皇亲贵胄”的澄清。虽然英家也算八旗子弟，但直到英若诚的祖父英敛之参与维新变法以及之后《大公报》、辅仁大学的筹建，英家才成为社会名流。
除了英敛之创办《大公报》和辅仁大学的事迹，“名门之后”部分还加入了大量对英若诚之父英千里的介绍。因为英千里后来去了台湾，大陆对于他的介绍比较缺乏。这本书第一次将英千里先生定义为“抗日英雄”，应该说是很客观的。英千里在抗战期间的所做所为，体现出了不屈的民族气节，他两入日伪的监狱，直到抗战胜利前夕才获释。在台湾，英千里继续从事高等学校的教学工作，马英九是他的学生，也可以说是他最得意的门生。作者说至今英家人到台湾去，马英九还会亲自出面招待。
作者姚家余通过著名导演英宁访问了他的父亲、英若诚先生的弟弟、著名画家英若识先生，若识先生为这本书提供了很多资料和生活细节。作者说：“书中最精彩的部分都是若识先生提供的。比如，英若诚小时候的淘气，这些是传者无权杜撰，凭想象也编造不出的。”
乐观豁达是生活的主旋律
能够如此系统介绍英先生一生的，《英若诚传》是现有唯一的一本书。英先生一生做的事情极多，经历极为丰富。“文革”之中他也曾被当做“特务”关进监狱长达三年，作为一个很有前途的演员，英若诚受到不小的冲击。他曾联合几位朋友组成“丛中笑”战斗队，自我保护，但是战斗队的队员最终还是悉数遭到冲击，几乎先后都进了监狱。英若诚夫妇更在是同一天被捕，分两车解往不同的地方关押。孩子没有人管，多亏亲戚帮忙照料，那段经历是很凄凉的。但是即使在监狱里，英若诚依然保持着乐观豁达的心态——他把这些权当体验生活。他以德才服人，成了“号子”里的“头儿”；他改革“号子”里的规矩，把新狱友的“进贡”改为献歌；他开导被错判的年轻人，让年轻人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他改善“号子”里的生活条件，指导狱友去偷胡萝卜，并且“身先士卒”；他为每个狱友画像，还把手抄的毛泽东诗词用土办法装订成一本书，这本书现在被赠予耶鲁大学作为文物收藏……
英宁是作者和英家人沟通的桥梁，整个创作过程都是他在和作者协调。他也为本书作者提供了不少材料，比如其中英若诚骑摩托车被摔的情节。“作为一个导演，他讲的东西真可谓有声有色”，姚家余认为英宁提供的材料本身就十分有戏剧性，为这本书增色不少。
由于是同行，所以英宁和英达、英壮堂兄弟三人以及老爷子的关系就走得非常近，大家有共同语言，能聊到一块儿。曾经有一段时间，英达很忙，而英宁是“无业游民”，所以一度陪伴在老爷子身边。说起老人给英宁的印象，乐观还是排在第一位的。“我们所遭受的波折和苦难，和他是没法比的，不值一提。但是他还能保持乐观，这对我的影响是最大的”，英宁说自己的喜剧创作也受到了老人乐观精神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直接的影响没有，因为是两代人，而且艺术的方向也不一样，所以也许理念上的分歧和争执反而会更多一些。但恰恰是这种争执，他试图告诉我们如何躲开他艺术上走过的弯路。”
“谁知道哪块云彩有雨呀！”
美国脱口秀大师鲍勃·霍普来华访问演出，成为英若诚成名的契机。当时，虽然脱口秀在美国已经风靡，但语言的障碍使得中国观众完全领略不到脱口秀艺术的魅力。观众们不买账，艺术家也很郁闷。这时候精通中西语言、文化的英若诚充当了救火队员，他将纯熟的英文同声翻译技巧、对脱口秀艺术性的准确把握和中国传统相声中的捧哏角色巧妙结合，终于令观众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次合作，将霍普先生感动得热泪盈眶，实际上这次合作，不仅维护了艺术家的形象，也维护了国家的尊严。但是在英若诚看来，这次合作比之前为《哈姆雷特》所做的同声翻译简单得多，但那一次翻译默默无闻，这回却名声大噪，于是他感慨：“谁知道哪块云彩有雨呀！”
英宁说，机缘巧合很重要，这种机缘对于伯父很重要，这体现在一个“通”字上。首先是机缘巧合地进入圣路易中学，通了英语，成为伯父重要的工具，再就是机缘巧合走上演艺事业，通了戏剧的编、导、演各项工作，让他能把自己的理念充分地表达出来。这两项工作合在一起，就成就了他的翻译事业。“也许有人英语比他好，但是人家也许没搞戏剧事业，他是这方面的通才”。英若诚从来没导演过影视作品，英宁说这正是伯父聪明的地方，“不熟悉的领域，他从不乱来，他只选择能驾驭得好的形式”。
英若诚对中国戏剧的贡献还表现在丰富的译著上，他翻译了许多戏剧理论著作和大量剧本，去年人艺还上演了英若诚先生翻译的《大将军寇流兰》。2000年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为他出了一套他的名剧译丛。英先生最后的日子也是在翻译中度过的，病榻上的他坚持将《哈姆雷特》重译了一遍，并完成了终校工作。
不按套路出牌的艺术家
这本书没有按照编年的体例来写，“英若诚本身就不是一个按套路出牌的人，他‘大土大洋’。‘洋’，他穿西装、说洋文、吃西餐、喝洋酒；‘土’，他在家跟孩子们很随便，吃肥肉、吸劣烟。他活得十分实在，不装。”姚家余说，“仔细看会发现，这本书的目录也和一般传记不同，有些不太严肃。小标题的使用上有些戏谑的味道，英先生的生活态度大抵如此，他非常的豁达。”
英家祖训曾要求后人一不许为官，二不许从艺，说来也巧，这两条祖训都被英若诚违背了。他不仅是著名艺术家，还做了四年文化部副部长。曾有外国记者当众提问英若诚，如何看待演员当官，对此敏感问题，英若诚从容作答：“我想演员要当官就应做大官，比如里根！”
然而舞台依然是英若诚最无法割舍的情结，在任上他依然去“票戏”，而且票的还是大戏——1988年底，他随北京人艺一起，带着《茶馆》、《推销员之死》等五台大戏赴上海演出。其实“票戏”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英若诚要通过这次文艺团体商业演出的机会亲自实践、调查、体验，看看观众到底喜欢什么。五台大戏成功开创了国家演艺团体商业演出的先河，也开创了副部长为百姓演戏的先河——而且演的还是丑角，这一时间成了街头巷尾议论的热点话题。
从副部长的职位上卸任的英若诚，第一件事还是演戏。离开办公室的那天，他对与他一同完成使命的部长王蒙说：“你回去写你的小说，我还回去演我的戏吧。”他向送别的人致词：“欢迎明天到首都剧场，看我的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