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G8峰会于7月7日~9日在日本北海道召开。高油价下的世界经济走向、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后京都协议……这些都将是该会议的主要议题。中国能否实现低碳发展？应对气候变化和节能减排政策将如何得到落实？

 

为了解读此次G8峰会上各国提出的应对气候变化新政策，分析世界低碳发展的迷局，7月11日下午，气候变化报道俱乐部在中国人民大学理工楼举办了解读G8峰会座谈会，本次座谈会特地邀请了参与制订中国低碳发展的能源政策和应对气候变化策略的相关专家，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邹骥教授和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院刘滨副教授与关注气候变化报道的同仁们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

 

今年G8峰会的主办国日本将环境和气候变化定为本次峰会的主要话题。日本提出了《地球降温50建议》。它要求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到2050年比1990年减少50%；全球能源使用效率到2020年比现在提高30%。日本同时倡议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碳排放框架协议，作为《京都议定书》的延续。

 

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报告、斯特恩报告、布莱尔的报告、欧盟和美国的报告，以及各种专家、媒体的报道，包括在《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谈判，都在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全球温升的临界值到底是多少？2℃、3℃、4℃，还是5℃？IPCC第二工作组第四次工作评估报告出台以后，一直把全球气候危险的升温定在2℃。温升是直接和未来大气中温室气体稳定浓度挂钩的。2℃也就相当于未来全球的温升不能超过450ppmCO2 e,然而目前已经达到了430ppmCO2 e。

 

科学家根据IPCC第二工作组第四次工作评估报告给出的数据推算：如果未来全球温升要保持到450ppmCO2 e,就要求2010年左右全球CO2排放量达到峰值,之后排放量就要下降,到2050年比1990年至少减少50%。有了这个目标之后就有一个全球减排义务分担的问题。《公约》里虽然说了“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但是如果这个目标真的定到了450ppmCO2 e,2050年比1990年至少减少50%,也就是意味着到2050年每个人每年排放2吨二氧化碳，这样的数据是相当惊人的。正如刘滨教授所说：“一个目标提出来很容易，但是它背后隐藏着的这些问题要通过计算，进一步来看它的实质。”

 

针对这个目标，我们会思考这样的问题：这个目标合适不合适？这个目标是科学的吗？“实际上现在科学上并没有定论。所以全球在谈判这个气候变化的目标和机制，谈判的过程之中必须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减排和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必须协调和权衡好气候变化的影响、适应、减缓以及经济发展相互之间的关系，把这个目标定得过紧会限制发展，对发展中国家最为不利；如果定得过于宽泛，又会对全球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实际上对于这个目标如何选择还是需要科学家进一步研究的。”刘滨向大家解释道。

 

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特征，使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面临比发达国家更严峻的挑战。

 

首先，由于我们国家国土面积大、贫富差距大、海岸线长，造成了我们适应气候变化的任务很艰巨，尤其像今年遭遇的一系列灾害，虽然我们众志成城、团结一致，但是在应对一些问题时，还是相当困难的。其次，要减排一定会限制我们的发展空间。因为我国还处在发展起步阶段，高能耗的行业占我国经济的比重很大。另外，发达国家还力图模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界限，为发展中国家施加减排义务。

 

一旦2050年温室气体减排50%这样的目标达成，一切的矛头都会指向中国。一方面会引发新的国际竞争和贸易争端，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会设置绿色贸易壁垒，限制高碳产品、设置国际碳税，在国际双边贸易谈判中附加能效和贸易条款等，通过这些措施限制中国。

 

邹骥也表示：“如果八国这次就2050年温室气体减排50%达成一致的话，意味着八国集团在这一问题上立场更加统一，这将在2009年的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谈判中给我们压力。”

 

这一切都迫使我们转变发展方式，去探索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督促我们去进行技术创新，寻找新的技术。而低碳经济是我们国家的必由之路，邹骥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