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王朝覆灭以前，都是贪腐成风，到了难以控制的局面。清末的贪腐更与众不同，是由慈禧以太后之尊，“率先垂范”。满清王朝本来是个家天下，慈禧的地位至高无上，乃老祖宗，整个国家都是她一个人的，她却一定要窝藏在身边，很让人难以理解。

 

不过，慈禧的贪赎，证据确凿。辛亥革命爆发后，隆裕太后受不了袁世凯的压力，将慈禧留下的储蓄尽数充作了军饷，共有黄金十五万两，白银二百万两。折合成银价，共约六百万两。据曹汝霖说，他兼任财政总长时，亲眼见过这笔储蓄，发现每条黄金上面，都粘有“臣某恭呈”的字样，大部分是庚子西狩以后，各地督抚关道进呈的贿赂，其中当然也包括袁世凯的。

 

在慈禧之外，清末最臭名昭著的贪官是庆亲王奕劻。奕劻在亲贵中窃权最久，卖官鬻爵，是人所共知之事。他与袁世凯之间的关系更是狼狈为奸，据说徐世昌曾经说过，庆王府的红白喜事，都是由北洋衙门代为开销。袁世凯复出前，一次就送了奕劻二十万两。不过，也有许多街谈巷议，将他过于丑化，说他无论生张熟魏，只要有所进奉，一律细大不捐，“挟到碗里的都是菜”。还有，根据当时报载，武昌事起后，许多亲贵都争着提取现款，将在国内银行的储蓄，转存入外国银行，奕劻提出的现款最多，共有二千四百万；北京的报纸上，还列出过奕劻的全部家产，包括金银、珠宝、衣饰，总价值在一亿两以上，远远超出当年和珅的家产。这些都不免言过其实，所谓“纣之不善，未如是之甚也”。所以也有人替他辩护说，“观之庆邸在贪污者中，比其他亲贵尚可称为廉洁者也”。

 

从许多记载看，奕劻敢于如此贪赎，同慈禧太后有绝大的关系。慈禧的贪赎靠的是卖官鬻爵，而当朝太后卖官，绝不可能公开标价，坐地收钱，看着黄金白银一箱箱往宫里搬，必须有人居间操作。这个中间人，除了少数身边的太监，主要就是奕劻。所以他出卖海陆军官差，出卖崇陵监修差，出卖各省盐政处差，所得未必尽入囊中，为自己所私有。

 

当然，奕劻在做中间人时，也一定会“假公济私”，借西太后的名义，将一部分贿赂纳入私囊。而以慈禧的睿智，奕劻这些小来小去的动作，她不可能不知道。所以，奕劻为了报答慈禧，就要再以个人名义，额外有所贡献。据清末笔记所载，慈禧晚年甚好麻将，每到宫中无事，便以此为戏，奕劻就派自己的两个女儿，“日挟金数千与博，辄佯负，往往空手而归。内监宫婢各有犒赏，每月非数万金不足供挥霍。”慈禧对奕劻的这番用意，自然也心照不宣。所以奕劻尽管声名狼藉，最终还是屹立不倒，在首席军机大臣的位置上，左右朝政达十多年之久。岑春煊之于慈禧的关系，几近于家臣，他由两广总督调任四川总督时，曾专程进京，借请训独对的机会举发奕劻，结果，慈禧先是问他，“你说奕劻贪，有何凭证？”又说“奕劻太老实，是上人的当。”最后，岑春煊不但没有扳倒奕劻，反而被奕劻上下其手，弄得“圣眷渐轻”，差点就丢了乌纱帽。

 

其实，慈禧对奕劻的贪赎，心里明明白白，她对人说过，“奕劻死要钱，实负我。我不难去奕劻。但奕劻既去，宗室中又谁可用者。”所谓听话听音，这话里的言外之音，也不难领悟。

 

但这不等于说，慈禧自己贪赎，就是以身作则，鼓励别人也贪赎。相反，她对宫禁内外，权力所及之处，都约束甚严。这里面的道理很简单，贪污不可能是集体行为，约好了一起做。以我见过的贪官来说，他们也都是察察为明，驭下甚严。知道属下一贪起来，线索不堪负重，自己的风险就大了。慈禧当然也明白，如果宫禁内外都像她这样贪赎，国家就完了，大清就完了。所以她可以贪，别人不可以贪。

 

举例来说，光绪的爱妃珍妃，就因为卖官鬻爵，被慈禧下令“裭衣廷杖”，打到昏迷不醒，最后“降为贵人”。这正如王照《德宗逸事》所说，“慈禧卖各色肥缺以为常事，珍妃一效立败。”而清朝旧制对宗室的约束，向来就极为严格，皇族不得离城，不得经商，不得置产，不得外任，贪赃枉法的机会很少。很多皇亲循规蹈矩，看上去清贵，经常贫乏不能自给。例如溥伦还是宗室近支，家境就很清寒。

 

在我看来，在宫禁之内，为慈禧所默许的，只有李莲英、崔玉贵等少数太监。李莲英善于体察圣意，外官对他都曲意逢迎，他因缘为利，所获独多。他死了以后，身边的太监为瓜分他的储蓄，曾暗中调查过他的财产，发现除了各银号的存款外，他储藏在宫中的现银就有五百多万两。而他能为慈禧所默许，说到底，就因为他是太监，没下边，无论怎样贪，都是阔小姐开窑子，图个乐子而已。

 

然而以宫禁之大，慈禧靠个人的权威，根本无力管束。最终必然是上行下效，互相攀比。珍妃遭“裭衣廷杖”时，还入宫未久，年仅十七岁，据说她出卖上海道一事，也是因为“恃宠而骄”，没有打点好太监，被太监挟怨举发出来，其他可想而知了。有些太监也有样学样，对外官极尽勒索，使许多外官视进宫为畏途。内廷的腐败，更助长了外部的贪赎。据清末笔记载，在同治初年，外官进京行贿，数目还很有限，通常不过几十两而已。受者还要“报以貂褂一袭，鹿茸二两”，以示礼尚往来。例如，以恭亲王的位高权重，“有好货之名”，也只有在满员获得优缺，或者汉员由军机章京外放时，才肯收受馈送。桂良是恭亲王的岳父，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一再指斥他贪赎，“非纳贿不能下委”，而桂良每次卖缺，要求不过“以七百金为谢”。到了光绪年间，这区区七百之数，还不够冰炭两敬。双方的买缺卖缺“直与交易无异”，动辄就要十几万，几十万。例如珍妃出卖上海道一缺，收贿就近七十余万两。

 

宣统以后政出多门，索贿争先恐后，更是欲壑难填。许多亲贵都依靠贿赂，成了京城里的大款。例如武昌事起后，世续、载洵、载涛等人从票号提出的现款，都多达上百万。他们不但贪赎，为了钱，连江山也可以不顾。当时朝廷为了筹集军饷，向这些亲贵大臣募款，只有奕劻认了五万，载泽认了两万。而载泽捐出的两万，还是大清银行的期票，这分明就是赃款。

 

满清的家天下走到这种地步，再不灭亡就没有天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