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绅士化”发展的概念听起来有些陌生，而实际上，中国的城市已放开了迈向绅士化发展的脚步。在西方国家，绅士化是在城市化的成熟期出现的推动城市中心区复兴的一种策略。经过对北京、上海、南京等国内多个城市的调研，南京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教授朱喜钢提出，中国城市绅士化发展也初见端倪。

 

伴随着快速的城市发展、老城区的改造、新的城市中心区的建立，城市面貌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的同时，居住在城市中心的邻里也被迫进行着社会阶层的重构。一群受教育程度较高、素质较高的社会中上层群体逐渐向城市的中心区域聚集，而与之相随的是社会的贫困人群被“驱逐”出城市中心区。

 

根据朱喜钢的研究，城市绅士化发展在带来城市繁荣的同时，也会造成社会空间的分异，造成社会的不和谐。

 

 

城市绅士化的概念最早提出是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在经历郊区化的扩散高潮、城市空心化的阶段后，开始呈现中产阶级向城市中心聚集居住的现象。

 

而今，城市绅士化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问题。北美、欧洲的很多国家大城市的绅士化发展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并且呈现出一些相似的特征。如邻里外的高收入者替代邻里内的低收入者，邻里的物质条件和设施的改善，邻里特征发生了变化。

 

究其原因，城市的绅士化和中产阶级壮大的趋势密切相关，以城市精英为主导的绅士化已经波及全球。

 

当然，绅士化也成为城市复兴与发展的重要手段，离不开政府和开发商的推波助澜，有的国家有意识地推波助澜，通过城市绅士化提高城市发展水平和城市形象。

 

朱喜钢指出，中国的城市绅士化发展目前处于起步阶段，虽然与美国早期绅士化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但由于城市发展机制与制度环境的差异，中国城市绅士化有自己的特点。

 

首先是以大城市改造为契机。以南京为例，南京2000年~2003年期间拆迁超过8800户，2005年达到2.5万户。大片的中心区改造，建立新的住宅，而高房价使得这些被拆迁的低收入群体很难再回到原来的居住区。

 

朱喜钢在调研中从南京市拆迁办了解到，几年前南京市新街口地区拆迁后，原住民回迁的比例是零。很多人都被安置在经济适用房内，但这些住宅多在城区外层。城市的绅士化实则是低收入阶层的边缘化。

 

其次是以中高档封闭式社区为空间单元。南京2000年~2007年新建中高档封闭社区占新建住宅小区总数的73%，而且越是高档次的社区，封闭的程度越高。

 

再次，在空间范围上，部分中上阶级为追求环境质量与生活格调，主动迁出内城，选择低密度、个性化、多样化的绅士化住宅，向中心区外或者郊区扩展。

 

同时，城市绅士化的发展离不开政府和开发商的驱动。政府出于城市发展和经营的目的致力于改善城市环境景观，在进行城市规划和改造时助推了城市绅士化的进程。房地产商利用“金领社区”、“精英住宅”、“君临”等广告语来渲染住宅的社会象征意义，进一步吸引了“绅士”群体的入住。

 

“通过经济‘过滤’，城市优质空间演变成中产阶级居住就业和消费场所。”朱喜钢说。

 

绅士化作为城市发展的新战略，对发掘城市土地价值，优化城市空间资源的配置，改善城市物质环境景观，治理城市环境和改善城市基础设施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但不可否认，绅士化过程中带来的居住隔离、社会分异与排斥等社会负面效益不可小视。

 

“城市绅士化等社会空间分异现象实际上是城市空间的社会生态问题，因此同样需要实现城市社会的生态平衡与可持续发展。”对此，朱喜钢首次提出了城市绅士化的社会空间管制理念和规划应对措施。

 

他认为，对城市绅士化的研究，应该在综合多学科视角的基础上，侧重社会结构、社会公平、城市问题等社会、文化层面的分析和研究。尤其是要关注城市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威胁社会稳定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城市社会空间分异所导致的社会隔离，提高城市规划干预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

 

对城市规划师来说，要增强对城市社会问题的敏感性，关注在空间规划中对可能发生的城市社会问题的预见性。

 

“城市规划工作者应不再仅仅定位为技术层面的专家，同时也应该是洞悉社会问题与关注社会发展的责任群体。”朱喜钢呼吁。

 

在政府层面上，朱喜钢建议应编制城市社会空间规划。在城市总规划、分区规划、城市改造规划等过程中增加城市社会空间规划的研究内容，确保城市贫困阶层与社会弱势群体正当的空间权利，防止因在城市空间资源占有与享受上的不公平带来的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的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