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剧作家廖一梅和导演孟京辉伉俪的话剧《琥珀》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这部曾经一度在小众中受到好评的小剧场话剧终于登上了中国舞台艺术的最高殿堂。与此同时，新星出版社出版了廖一梅的两本书——小说《悲观主义的花朵》和剧本《琥珀+恋爱中的犀牛》。

 

其实《悲观主义的花朵》是廖一梅5年前的旧作，当年出版时各方面反映都很不错，但是没有引起特别大的反响，用廖一梅自己的话讲，“无声无息地出来，然后无声无息地卖完了”。这次出版的两本书，出版社本来也有顾虑，一是《悲观主义花朵》出版时不瘟不火的反响，二是谁也不敢确定今天的读者有没有阅读剧本的习惯。

 

然而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两本书的销售情况特别好，第一版很快就销售一空，而且基于两部作品的讨论在像豆瓣网这样的读书网站进行得也很热烈。6月15日，单向街图书馆请来廖一梅和近百名读者一起，就两本新书展开对谈。

 

关于廖一梅作品的讨论，很多都围绕着作品题目中那些独特意向的所指——“犀牛”、“琥珀”以及“花朵”。“最近天天有人问为什么会想到‘犀牛’，要是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那就是在骗你们，因为没有什么特殊的故事。”廖一梅说自己写作品时，往往是先想到一个题目，然后再进行创作，剧本、小说都是这样。

 

《恋爱中的犀牛》的定名，完全是因为两个概念所产生的强烈冲突。犀牛看起来那么有力、强大、皮糙肉厚，但实际上它视力很差，和人完全无法沟通。这样一个看似有力的动物在一个钢筋水泥的世界里实际上是完全无力的，就跟剧中人马路的处境相似。这样一个庞大的、有蛮劲儿的动物，让它处于一种柔软的恋爱中，产生的冲突也会非常剧烈。廖一梅说，这个故事的标题指向的是戏的“质感”，而并不指向某种具体的东西，这也是她起名字一直的原则。

 

《琥珀》也一样，有剧本之前就有了这个名字，也是一种通感的象征。琥珀是什么呢？不过是松树上流下的汁液，软塌塌的、不成形的、黏黏呼呼的。但是经过几亿年在地壳里的封存，经过无数岁月的变迁，它最终成为一个琥珀——晶莹剔透的宝石。廖一梅说生活就是那些树上留下来的不成形的、什么也不是的松脂，它们只有经过艺术家的心，经过你所有的努力，就像漫长的岁月一样，在你的心里变成一块宝石。

 

 

“生命本身对我来说是无能为力的”，人会经常感到这种无力，或者是和世界的不协调，跟周围其他人沟通的障碍。“即便如此，我也希望在生活这堵斑驳而坚硬的墙上的夹缝里生出一朵花来。在艰难的生活、内心的创伤的废墟中开出一朵花儿来，这就是《悲观主义的花朵》。”按照廖一梅的说法，花朵同样不是指一个人或者什么东西，只是一种状态。

 

廖一梅说自己肯定是一个悲观的人，并且她为读者们论证了自己的理念。她的悲观并不代表她不爱笑、她的生活态度不积极，正相反，她是一个终日乐呵呵的人。“我笑并不证明我认同这个世界，我对这个世界的本象持悲观态度。”因为对每个人的存在都是被动接受的，你生下来不知道你是你——如果不跟别人比较，不在这个漫长的岁月里慢慢的发现，你甚至不知道你自己是高还是矮，胖还是瘦，聪明还是愚钝。“你并没有选择你成为你，人从最初就不能自我选择，你身上可能有许多自己很厌恶的品质。这些是毫无道理的——你既然没有选择，它被没有任何理由地给予了你，那你怎么接受这一切呢？最初就没有选择权，在之后生命的种种过程也一样，你也找不到存在的理由，这些最基本的答案都没有，我不知道人怎么能怀有乐观的态度。”廖一梅说。

 

上大学的时候，廖一梅在某一天突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她几乎崩溃了。“信心是慢慢建立起来的——无论你以何种方式生活，它都已经是客观存在了，我现在选择保持尊严的方式。我不认为我现在做的一切有什么意义，但起码它让我保持尊严，我没有对这一切低头，我依然很努力，我做我能做的一切。”

 

 

所有的创作都离不开个人经历，这是不能回避的，但这个经历不等于客观事实。写的故事是否都是亲身经历的？“谈不上，任何的作品都是由事实搭造起来的迷宫，你得有能力打造这么个迷宫，否则就成了写自传了。”廖一梅说。不久前，有朋友告诉她，网上有人热衷于为她作品中人物原型对号入座。廖一梅到网上一看，立时惊呆于网友的联想能力。

 

廖一梅是一个“在生活和创作之间画了一条很清楚的线”的人，因此到现在为止她和孟京辉从未一起接受过采访。曾经有一个报纸想给他们夫妇做一个专刊，非常需要他们照一张合影，但最后还是被拒绝了。廖一梅说自己作品中所表现的都是生活中给自己以“切肤之痛”般感受的情绪，这些在作品本身中表现给读者的已经足够了，大可不必再加以挖掘。而且那些挖掘出来的东西对读者的阅读有负面影响，那些联想完全无助于理解作品。“我既然建造起来这座迷宫，那些不想让别人洞悉的东西，别人也没有任何可能洞悉”。

 

 

艺术这东西说到底就是一种见解、一种品味、一种兴趣，你的审美是很难与人沟通的。一部电影的审美倾向，其主导是导演，编剧只是电影工业上第一个齿轮，后面要经过无数个工序才能成就一部电影。廖一梅很知道作为一个编剧的道德——就是最终你要遵从导演的意愿。廖一梅说自己是幸运的编剧，遇到了一个很好的导演，而且是一个充分尊重编剧的导演——《琥珀》和《恋爱中的犀牛》两剧，孟京辉在台词上几乎只字未改。

 

但是在他们合作的电影作品中就不尽如此。“作为电影，它是使用镜头说话的。作为我这么一个比较认死理儿的编剧，大家在探讨问题的过程中，趣味上可能会有差距，有时可能很难完全沟通。”遇到这样的状况，解决之道是长期建立起来的相互理解。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遇到这种情况，即便你理解对方，也并不代表接受对方的观点；当彼此到了都难以理解的程度，接受也就无从谈起。“我和孟京辉的合作是基于互相的信任和尊重。其中有一个人坚持认为这样是不可以的、绝对不行的，另一个人出于长时间的信任和尊重，会说：‘可能我没有理解你这方面的意图。’能在这方面取得一些平衡”。

 

徐克导演曾与廖一梅谈起，现代人每100人就有9个人需要看心理医生，每个人身上都有疯狂的一面，比如很多人习惯自己和自己说话，这是精神疾病的一个特征。廖一梅告诉徐克，所有作家创作的时候都会自己跟自己说话，这是一种极端的状态。“但对我来说，表达出来就是一种安慰，如果表达出来并且得到他人的认同，就会产生群体感，就会有一种找到伙伴的感觉，这是人得到安慰的一个重要的方式。所以才会有艺术的产生，艺术就是人类寻求答案、寻求安慰、寻求同伴的一种方式”。

 

廖一梅经常在作品中和自己对话，她说《琥珀》里的花花公子高辕，以及相信生命里会有奇迹的小优，是她对生活有可能持有的两种态度。她把它们发挥到极致，看能有个什么样的结果。它们分裂成两个人，彼此发生冲突和爱恋，都试图说服对方去相信自己。廖一梅说自己可能像高辕一样“和生命保持距离，像个‘老手’一样掌握生活，无论生活在我面前搞什么花招”，希望自己能够变得世故，能够超越生活，看透生活的表象；另一方面也可能像小优一样，贪恋世间美好的东西，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它找回来。

 

打击、磨难、困惑、不被理解，这是每个人都要面临的问题。廖一梅认为，无论是作家、导演还是所有想用艺术来表达的人，都不是比别人知道更多的人，可能他们是更困惑的人，他们有更多的问题问自己，所以他们就会一直创作。只要这种困惑以及想要追问到底的那种劲头在，作家就不能不表达。廖一梅想知道在每个人看似都一样的生活表象下面是什么，人与人之间的本质联系在哪里。这些对于她是永远的问题，可能有时候会得到一些经验，于是她就想说出来。或者她找不到答案，于是就讲一个故事，用这个故事来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