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散文家里，我喜欢林语堂。林语堂的文章，聪明幽默，妙人妙语，对人情世态的体察，更是见微知著、出人意料。不过这些读过的文章，差不多都忘记了。只记得他谈幽默、谈语录体、谈怎样写“再启”的几篇，还有，就是这篇《思满大人》了。特别是这篇《思满大人》，几有耳提面命、挥之不去之感。

 

什么是“满大人”呢？汉语里没有这个词；这个词来自英语的Mandarinr，泛指满清时代的官僚。林语堂说，民国时代，天灾人祸，层出不穷，但是最大的不幸，是这些“满大人”的幻灭。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些“满大人”是“中国文明的结晶，是几个世纪文物礼俗的产物”。他们能说一口铿锵的官话，不但风度轩举、起坐雍容，更有“出口成文的谈吐”。说起话来，“一则，二则，三则”，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再配以停顿、捻须、咳嗽，听起来就“像听一出好戏一样”，抑扬顿挫。他们在听你说话时，态度更为安详，那一口一口“是的，是的”，正宛如“钟鼓之有节奏”。不但其言足以兴，抑且其默足以容。更重要的是，这种高雅的风仪，能够使一切脱胎换骨。“也许满清的时代，是最贪污的时代”，但是满清的贪官污吏都是“极文雅的先生”，他们让贪污、纳贿、包二奶，变得不那么肮脏、龌龊，而成了“一种风流韵事”。让你觉得“向这样的人行贿，是多么风雅？受他们的剥削，也有多么畅快？”“不但伸手拿钱的人可以无愧，就是送钱的人，也觉得几分光荣。”

 

实话说，20多年前，我读这篇《思满大人》时，对林语堂的这番感慨，实在似懂非懂，以为他对“满大人”的赞美，同他说“我喜欢革命，但不喜欢革命家”一样，都不过是一种调侃、挖苦，只有这几年，官场上的人物见多了，才逐渐有所领悟。

 

林语堂感慨自己“予生也晚”，没能在这段历史结束前，最后一睹“满大人”的风采。但据我所知，他在“思满大人”时，在上海的租界里，还保存着一些遗老遗少。即便在现代人物当中，以口才而论，出类拔萃的也不少。在政界最有名的，就是马相伯和汪精卫。

 

“孔雀有毒，不掩文章”，汪精卫的口才，在民国时代几乎有口皆碑。凡听过他演讲的，都留有深刻印象。据杭立武回忆，1938年6月国民参政会召开时，汪精卫在会上致开幕词，“他以流利的语言、情感的措词，煽动了全体听众。到后来几乎每一二句话，就赢得热烈的掌声”。马相伯年辈稍长，似乎更有“满大人”之风。据说他每一次的演讲，总是“深入浅出，层次井然，词令之妙，无可比拟”。无论与谁同台，都是“独擅胜场”。

 

当然，这些说的都是演讲，不是日常谈吐。同有准备的演讲相比，日常谈吐漫无章节，难度就更大了，随时都要考验你的阅历、修养与文学。只有这三者完备，才可能挥洒自如。

 

阅历关系到天命，不能过多乞求，而修养与文学，都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你看《曾国藩日记》，就知道儒家的修养，实在是长期的自我改造，即使“吾日三省吾身”，也要像今天的官员苦练高尔夫球一样，需要十年八年的工夫。而且这种修养，必须由内而外，从内心深处到达一举一动，让人看起来，连“长吁都是有节奏的，打嚏都是有法度的”。据说，做一个够资格的“满大人”，咳嗽、吐痰都要讲究，“咳嗽以响以缓为主，吐痰以远以急为主”。相比之下，文学的训练反倒稍为容易一点，但也必须从小做起，“非几十年窗下寒苦，不易奏效”。具体地说，《左传》《国语》、唐宋八家的古文，至少要熟记百篇，做到流利成诵，《资治通鉴》没读过，也要读过袁了凡的《纲鉴易知录》，此外，《说文解字》、诗词歌赋，也都要懂一点。这时候再配之以“端肃的容貌，纨扇，檀香，木几，雕瓶，马褂，朝珠，八字胡”，才能使“闲室之内，严若朝典”，让一场普通的谈话充满义理、词章，成为“文人的谈话”，达到完美的效果。

 

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合格的“满大人”也不多。“但是满清时代，要找总找得到。”首先想到的，就是曾国藩。李鸿章目空一切，唯独对曾国藩“敬佩殆如神圣”。据说他在曾国藩营中时，曾国藩每次吃饭，都同大家一起，“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关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而且曾国藩每次讲话，不是有意“好为人师”，他又“最爱讲笑话，讲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个个东倒西歪的，他自家偏一些不笑”。李鸿章后来经常对人说：“我老师文正公，那真是大人先生。现在这些大人先生，简直都是秕糠，我一扫而空之。”可惜这些谈话没有人记录下来，否则很可能成为另一部《论语》。

 

在曾国藩以下，勉强合乎标准的，还有一些。而最让人想不到的，是袁世凯以一介举人，最受人称道。张之洞以名翰林出身，反而落了下风。张作霖对人说过，以他平生所见，最佩服的是袁世凯。初次见袁世凯时，袁的“气度谈话，虽只片刻，已令人五体投地”。陆徵祥曾做过袁世凯的外交总长，他说袁世凯的一举一动，“与外国元首毫无逊色”。相反，张之洞在湖北任上，最后落得四句评语：“号令不时，起居无节，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只是张之洞自命风雅，对“语言无味”一句很不服气，对之有所辩驳。

 

也许就是仗着这身功夫，这些“满大人”尽管丧权辱国，被洋人打得大败，还能够倨傲自大，视外洋为“蛮貊”，脸上留着一副“傲慢轻侮之色”。即便是李鸿章这样的“汉奸”，据说也无例外，“每与外人交涉，尤轻侮之”。连梁启超都说：“崇拜西人之劣根性，鸿章所无也。”他们当着外交使节的面，一件件地脱衣服，一口一口地往地毯上吐痰，不是真的不懂礼仪，而是故示“轻侮”的态度。

 

林语堂说，“满大人”的幻灭，是民国时代最大的不幸，想不到“山河易色，人物增辉”，如今连马相伯、汪精卫这样的人物，也已经荡然无存。你看今天的“大人先生”，他们不但咳得不响、痰吐得不远，讲起话来更“粗鄙、不雅、无伦次、不动人”，他们遗传下来的本领，只有贪腐、纳贿和包二奶。

 

这让我每次见到这些“大人先生”，就会想起林语堂，就想起这篇《思满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