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接到作家老鬼的电话，他说乔冠华和龚澎的女儿乔松都写了一本回忆父亲母亲的书——《乔冠华与龚澎——我的父亲母亲》。他说这本书很有意义，社会上一些既有的说法不准确，看了这本书才能了解事情的真相。老鬼的文风一向以追求真实著称，即使对自己的家人。看过《母亲杨沫》的人都知道，他在书中毫不掩饰母亲的缺点和弱点。想来，他对乔松都的书有这样的认可是令人信服的。

 

后来同事带话来，“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郭永怀的夫人李佩教授也建议我们关注一下这本书。李佩说：“龚澎是我国新闻事业的奠基人，你们搞新闻工作应该以她为榜样，她有许多值得你们学习的经验。”

 

中国的内政外交事务中，曾经涌现了大量杰出的风云女性，宋庆龄、邓颖超、王光美、蔡畅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如果要为这些女性写一本传记，龚澎的名字是万万不可缺少的。

 

龚澎是外交部第一位女司长，是新中国最出色的女外交家。她很早参加革命，曾任八路军总司令部秘书、重庆《新华日报》记者、中共驻重庆代表团外事秘书、中共香港工委外事组副组长、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新闻组组长。从重庆时期开始，她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是得力的助手。无论是气质、修养、风度还是工作能力，都得到了国内外人士的高度赞扬。

 

 

一提到外交官、女强人，往往都会给人以一种重事业而不顾家的印象，这是工作性质决定的，尤其是一些常驻外国的同志。当年大量驻外使馆的工作者都是撇下了家庭去国外工作的，更有些是夫妇双双出国赴任，留守的子女却失去了很多家庭的温暖。

 

乔松都说自己很幸运，因为母亲是个顾家的贤妻良母。她说，父母是一个和谐的整体，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父母都配合得很好，家庭非常和谐。“我印象中他们从来没有吵过架，起码我是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果按照一般的惯例推导出龚澎因事业忽略家庭的结论，就大错特错了。“我父母每次出国的时间都不很长，最长一次是日内瓦会议，因此客观上我们比其他外交官的子女享受了更多家庭的温暖。”

 

这一点从郭元慧老人那里也得到了证实。龚澎主持新闻司工作之后，郭元慧长期在她领导下工作。“1961年的日内瓦会议，会期比较长。乔和龚都去了，龚澎放心不下孩子，特别是年幼的女儿。于是就找到当时还是‘单身’的我，让我住到她家里，照顾一下松都。她对家人很用心，特别嘱咐我，领到她的工资后首先要给她远在上海的老妈妈寄钱。”

 

龚澎对郭元慧有过两次托付，另一次是在她去世前不久。当时正值“文革”混乱的时期，龚澎的大姐，也是我国杰出的女外交家龚普生还没有被解放，已经感觉到身体每况愈下的龚澎十分着急。郭元慧说：“当时我被下放到湖南茶陵，一次回京时，我去龚澎家吃饭，她跟我谈到了她的大姐龚普生，希望她能跟我一批下放，也有个照应。这时候距离我认识龚澎也就十多年的时间，我觉得她的精神、身体都衰老了很多。就在火车将要开动的时候，龚澎匆匆赶来送我们，这是我见到她的最后一面，在她家的那顿饭是我们最后一次聚会，她把姐姐托付给我，也是我能帮助她的最后一件事。”

 

龚澎还特别照顾部内那些驻外人员的孩子。乔松都清楚地记得，母亲经常与那些孩子谈天，组织大家去郊游，甚至每次带自己去王府井的儿童书店的时候，都要叫上其他的孩子。点点滴滴给乔松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妈妈不但对自己的孩子好，也关心别人家的孩子。

 

 

李佩教授回忆说，龚澎是那个年代女同志中的佼佼者。李佩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国民政府的劳动协会工作，这是一个实际履行类似全国总工会职能的机构。在西南联大时候，李佩曾和龚普生有过交往，后来到重庆时恰逢龚澎因病住院，李佩去医院看望，从此双方建立了友谊。

 

李佩说龚澎对自己思想上的影响很大，原来虽然接触过一些地下党，但对共产主义政党没有深刻的认识。“她问我是否读过斯诺的书，并把《西行漫记》介绍给我，我读后对共产主义有了了解。”此后在工作上，二人也多有接触，因为新华社常来劳动协会采访，“我当时负责美国工会对华捐款的使用，比如为工人建立托儿所、俱乐部、图书室、医院等等，所以就和几个记者比较熟”。龚澎给李佩的印象是与其他记者不同的，“她提的问题很深入，比如为什么选择这个地点办托儿所，为什么请这些人来办，为工人建立起阅读室和医院起到什么作用等等”。

 

龚澎在国际人士间的口碑极好。章文晋的夫人张颖和龚澎是莫逆之交，在重庆曾家岩工作期间，她们同钱之光的夫人刘昂、宋平的夫人陈舜瑶四人同住一个宿舍。张颖回忆起在美国遇到费正清时，“提到龚澎，他竟然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可见龚澎给费正清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

 

张颖认为，龚澎主持下的新闻工作，成绩斐然，“她能够把正确的信息带出去，取信于国际，并且没有宣传的味道”。1954年，中印发生边境冲突，如何在这个敏感时期做好对外的新闻工作，对于新闻司是个大挑战，当时龚澎创造性地提出搞一部纪实性的电影。张颖说：“这个方法很恰当，考虑到了对方的感受。”这部名为《中印边界问题真相》的纪录片后来获得了百花奖。

 

龚澎在工作中创新很多，做了很多开拓方面的工作。上世纪50年代她就曾组织外国记者到西藏去采访，这在那个不开放的年代是很难得的。除了社会主义阵营之外，一对意大利记者夫妇也参加了采访，但他们的小女儿就没人照顾了，于是龚澎特别安排郭元慧陪在小女孩身边照顾，直到她父母从西藏平安归来。

 

 

郭元慧毕业于清华大学，是当时的政务院第一批统一分配的大学生。郭元慧回忆说：“龚澎是司长兼党支部书记，当时见到她觉得她很有青春活力，眼睛炯炯有神，对人又很亲切，并不给人她是司长我是科员这样的上下级感觉。在她的领导下工作，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革命大家庭，我到科里的时候是年纪最轻的同志，他们都管我叫小鬼。我们科里有回国留学生，有国家自己培养的大学生，也有从老区来的同志。大家都有不会的工作，没关系，有不会的大家就互相学。在龚澎领导下，大家关系很亲切，让人觉得心情舒畅。我一直觉得那四五年间，是我最值得留恋的。”

 

龚澎并没有因为郭元慧的海外关系而在使用上有所保留，而是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充分地相信同志。虽然政策上还是受限制，但这是她左右不了的。她敢于用海外归来、海外关系甚至曾在美国军队工作过的人才，但是这些大胆的用人为龚澎在之后到来的几次政治运动中造成了麻烦，她受了不少委屈。

 

1959年的建国十年大庆，考虑到郭元慧因为家庭背景被“限制使用”，不能够出国，不能到外交前线去得到锻炼，龚澎特地安排她接待几个大型代表团，这是她进入外交部后第一次接触外宾。龚澎重视干部的实践锻炼，后来又安排郭元慧去外交学院进修。当时这种进修的名额是有限的，龚澎深谙用人的艺术，对于因为客观因素丧失锻炼机会的同志，她总是尽力在其他方面加以弥补。

 

“很不幸，也很可惜，她只活了50多岁。如果她再多活一段时间，很多事情会不一样。我想你知道我的意思。”郭元慧意味深长地说。“松都这本书给我的感觉是，能写出这么一部书来很不容易、很有意义。龚澎是我国杰出的外交家、活动家，杰出的女性。她是新闻工作的带头人、领导人。我在她的手下工作了多年，对于她的事情尚不是非常了解，现在年轻人就更是这样了。母亲去世的时候松都还很小，有许多事情她也不清楚，要各方面寻访，查找大量资料。能看出，书前面的部分是用欢笑写的，而到了十六七岁之后的部分是用眼泪写的。”

 

从母亲去世后，乔松都就决心一定要给母亲写一本传记。但是当时年纪小，正是拼事业的时候，这个工作没有马上开始，她只是利用业余时间收集资料。直到近几年，乔松都才开始全面地展开写作工作。这本书的创作前后历时8年，到了2007年10月终于交稿。由于书是2008年3月份出版的，一些不明真相的媒体开始了轻率的联想和不实的炒作。但是真相永远只有一个，客观公正应该是新闻界的职业操守。

 

乔松都说，她书中不仅仅要写好父亲和母亲，还用大量的笔墨记述了许多相关的人物，这也是对当时时代精神的一种反映。这些人很多都像龚澎一样，将要走出大众的视野，然而，他们对共和国的贡献决不能被磨灭。乔松都说：“在曙光到来之前倒下的人不应该被历史遗忘。我就是试图将真相抢救出来，作为他们的子女，我有这个义务——给年轻人一些阳光和清新的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