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10年前，我在陶希圣先生的《潮流与点滴》里看见“桌子的故事”后，对这段故事一直记忆犹新。不过，在说这段故事之前，还要先说一点“题内话”。

 

自从清末创办新式学堂、实行新式教育以后，崇洋媚外的风气就非常严重。各学校都设立高薪，聘请留学生来校任教。在“五四”前后，更由东洋延及西洋。例如，胡适来北京大学任教时，因为贵为博士，月薪为300元，竟然与刘师培并驾齐驱，高于一般校内名宿。

 

胡适提倡新文学，其在社会上“爆得大名”后，欧美留学生的地位更是扶摇直上，成了国内各大学追逐的目标。只要有硕士以上学位，就可以直接担任教授，待遇之高更令人咋舌。例如，以清华大学为例，教职员中留学生的待遇要高出非留学生的两倍以上。1924年1月，庄泽宣来校任职不久，就对教师的待遇感到不平，在《清华周刊》上提出5点质疑，差点引发了校内风潮。“五四运动”后，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无论公立、私立大学的席位，大部分都被留学生所占据。教授之间的相互寒暄，最常用的一句话就是“您是哪一年回国的？”没有留洋的资历，在大学里已经难以立足。

 

在这种压力下，许多“土教授”朝不保夕，只好放弃教职，先去补办一张洋学历。而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刘半农。

 

刘半农是“五四”新文化的健将、北大名教授。用鲁迅的话说，在“五四”时代“很打了几场大仗”。我们最常用的“她”字就是刘半农一手创造的。但因为他不是留学生，经常被洋教授冷嘲热讽，说他浅薄，让他受了很大刺激。据周作人说，“五四运动”后，他下决心去法国留学，攻读语言学博士，就是“为了出心头的一股闷气”。

 

他得了博士学位后，再回北大，地位果然大为改观。除了担任国文系教授，还兼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国文系为满足他的需要，还专门成立了语音实验室，由他负责领导。胡适任文学院院长后，他又当选为研究教授，兼研究院文史部主任，成了名符其实的名教授。

 

只是他对当年的恩怨始终不能释怀。据赵元任夫妇说，刘半农在法国时，生活困顿到了极点。他为了节省开销，“从来不出门和人往来”，更不敢在家里招待客人。刘半农告诉赵元任，他们一家在此苦挨，“就是因为要得这个臭博士”。因此他回国后，立刻对那些洋教授还以颜色，宣布他的博士学位，是国家授予的“国家博士”，不是私立大学的“私相授受”，结果又被传为笑谈。

 

这种崇洋媚外的风气当然不限于大学，或者说，从大学又传染到了其他行业，使离时代风气越近的行业越深受其害。说到这里，就回到了“桌子的故事”。这段故事虽然很短，却是对这段历史最生动的记录。

 

陶希圣在“桌子的故事”里，说的是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是当时最著名的出版机构，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甚至不下于北京大学。陶希圣初进商务印书馆时，大约是1924年，已经是王云五任编译所所长时期。据陶希圣说，当时编译所人材鼎盛，有不下300人之众。而这300人的薪资标准，都是由学历决定的。具体地说，凡国内大学毕业，月薪都在100元以下；日本普通大学毕业，月薪120元；日本名牌大学毕业，月薪150元。薪资最高的，是欧美大学的毕业生。普通大学毕业者，月薪为200元；如果是牛津、剑桥，或哈佛、耶鲁一类名牌大学毕业，月薪可以达到250元。当然，各人薪资上的多少，是由会计室直接告知的，相互之间并不了解。

 

但是这种待遇上的差别有一个最明显的标志，这就是桌子。

 

国内大学毕业，坐的是一种小桌子，长三尺，宽一尺半，外加一张硬板凳。桌子上的墨水，是由工役用水壶添加。日本普通大学毕业，桌子的长度为三尺半、宽二尺，外加硬板凳。而日本名牌大学毕业的，桌子的长度为四尺，宽二尺半，那条硬板凳，也改换成了藤椅。桌上的墨水瓶有红蓝两色，还要外加一个小书架，内分五格。桌子最宽大的，是欧美名牌大学毕业生。桌子宽到五尺，上面还有可以拉上拉下的盖子，椅子则在藤椅之外还要另配一条硬板凳，据说是为了接待客人、接洽工作时使用。

 

这种因人而异的等级制度，也影响到国内大学的待遇。在这件事情上，陶希圣提供的史料也与我们平常的认知不同。依我们平时的揣测，国内大学的地位理应以北大最高，其次是东南大学。事实却完全相反。在商务印书馆里，待遇最高的是同济大学，其次东吴大学，月薪分别为90元和70元，而北大学生的薪资，只有60元而已。陶希圣因为自北大毕业后又在安徽任过一年教职，在商务印书馆的月薪是80元，仍然略低于同济大学毕业生。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现代企业的先驱，但是因为领风气之先，这种崇洋媚外的制度也最根深蒂固。这种僵化的制度，不但滞物，而且害人，对人的自尊心更是极大的伤害。

 

据陶希圣说，李伯嘉曾告诉他，王云五背后说过：“陶希圣的工作比以前的周鲠生做得多、做得好。周鲠生在这里两年，最后只看看法文书信。”陶希圣知道了这件事后，一直耿耿于怀，不明白“周鲠生比我差，为什么他的月薪200元，坐大桌子藤椅？”从此有了离开商务的心思。1925年夏天，他的同事唐钺受清华大学之聘，准备离开商务编译所时，他前去送别，看见地上的两口黑铁箱子，就在心里发誓：“如果我到北平去当教授，我首先买下这样两口箱子。”

 

几年后，他果然有了这样的机会，接到北大的聘书，可以回北平当教授。不过他是否真买了两只铁箱子，我不得而知。

 

最后再补充一点，陶希圣离开商务后又一度回来，担任过王云五的中文秘书。但当时他已经是名教授，待遇同过去相比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变，“桌子可大了，长到六尺，宽到四尺，满桌的大玻璃板，右手还有两架电话机”，而且这张六尺长的桌子还可以自由转动。他这时的心情，当同刘半农拿到博士学位一样，终于出了那口闷气。

 

《科学时报》 (2008-12-18 B2 书界 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