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浪漫主义诗人郭沫若在《我作诗的经过》（山东师院中文系主编《中国现代作家谈创作经验》，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页37）中记述了他在少年时代从英文读本上，看到一首讲箭与歌的关系的诗时，居然觉得“第一次才和诗见了面一样”。引得郭沫若惊叹的这首诗应该是美国朗费罗的《箭与歌》，是一首比较通俗的诗，引起郭沫若惊异的自然不是思想，而是它的艺术的、想象的逻辑。郭沫若好像“悟到了诗歌的真实的精神”，从而孕育了“诗的觉醒”。这种西方诗歌想象的情感思维方式，帮助郭沫若从中国古典诗歌的想象天地中走了出来，开辟自己的世界。
利·华兹华斯·朗费罗（1807～1882年）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13岁就发表诗作，1825年从博多因学院毕业后去欧洲研究语言学，回国后先后在母校和哈佛大学任教，晚年辞去教职专门从事创作，出版过多种诗集。他的诗音韵优美、雅俗共赏，顺应了美国蒸蒸日上的发展阶段，在欧美大陆流传甚广。
朗费罗也是最早被介绍到中国的美国诗人，他的《人生颂》被扬州人董恂改译为9首七绝，共252字，并用楷书写于扇面，至今诗扇尚存于朗氏故居。更有意思的是，朗氏的最有名的作品《箭与歌》的第一译者还是镇江籍甲骨文专家叶玉森。
如果说《人生颂》还不算朗费罗的顶极之作，董恂的改译又打了折扣了。那么促发郭沫若“诗歌意识觉醒”的那首《箭与歌》呢？郭沫若1913年2月进入成都高等学校理科学习。当时读的是英文原作，由于他已具备一定的英语基础，所以“一个字也没有翻字典的必要便念懂了”。
郭沫若提到的这首诗，现已选入江苏教育出版社高中语文教科书（第5册）。我们见到的译文是：“我把一支箭向空中射出，它落下地来，不知在何处；那么急, 那么快,眼睛怎能跟得上它一去如飞的踪影？我把一支歌向空中吐出，它落下地来，不知在何处；有谁的眼力这么尖，这么强，竟能追上歌声的飞扬？很久以后，我找到那支箭,插在橡树上，还不曾折断；也找到那支歌，首尾俱全，一直藏在朋友的心间”（杨豫德译，《朗费罗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老实说，这首译诗很不高明，既无美感，又无诗意，只勉强达到了“信”的标准，离“雅”和“达”的要求太远，令人莫名其妙。还有王晋华的译文：“我把一只箭射得很高，它落到了哪里我不知道；因为它的速度太快，我的眼睛追不上它。我唱起一支歌儿在空气中荡飘，它落到了哪里我不知道；因为谁的眼力会有那么强，能追上歌儿的飞翔？好久好久以后，我看见在一棵橡树上嵌着那只完好的箭；我也发现了那个歌子，它完整地留在一个朋友的心里”（王晋华译，《朗费罗诗歌精选》，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年）。笔者以为这篇译文要好于杨豫德译文，无论是从韵律还是从意味都远胜前者。
青年郭沫若没有想到，他的一位甲骨文研究前辈、时在安徽和县厘金局任职的叶玉森已把《箭与歌》译成汉语了，且和董恂《人生颂》不同，是用《诗经》国风体（风体）翻译的，题目为《矢与歌》，全文如下：
“吾矢射空，莫知堕处。其飞甚疾，目不及顾。吾歌绕空，莫知灭处；声浪之行，目不得顾。卒获吾矢，贯彼檞木，卒获吾歌，在彼友腹”（译者署名“叶中泠”，载《华侨杂志》第二期，1913年12月版，收入《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3》，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年，第143页）。所谓“国风体”,即诗歌的段落回环复沓,重章叠唱,段落之间只是换了几个字或者一句话,易于记诵。这首《矢与歌》，笔者评为“风体美诗”，气完神足，西方精神与中国气派结合极佳，洵是中西合璧之精品。
叶玉森（1880~1933年），生于镇江九如巷，一度居住在紧邻的德仁里。叶玉森少年时代在家乡学习诗文、经史、数学、音乐，通晓中西文化，涉猎学术多门，洞悉世情百态。余暇，他又潜心著述，既攻诗词文赋，谙熟外文翻译，亦善书画篆刻，尤考释甲骨文字，名盛当时。他长期活动在政界和金融界，研究方向又多为甲骨文考释，因此他对诗歌翻译的贡献反而鲜为人知。1913年他从日本学习法律后回国，在南京宁属师范学校（民国元年改为省立第四师范，次年与省立一中并为省立南京中学）做过短期教师，为汇文女校运动会翻译美国歌曲《鸠迦进军》（《进军佐治亚》）为入场式歌，辞云：“嗟彼黑奴，洋洋入耳，忽作狂叫漪。相彼海鸟，呱呱啼来，为我前导漪。美哉甘薯，踊跃出土，犒吾同胞漪。快哉此时，吾飞渡鸠迦漪。”这是我国最早的几首翻译歌曲之一，歌词翻译风格与《矢与歌》相近。此外，叶玉森还翻译英国解莱（雪莱）《云之自质》（今译作《云》），共六节79行，用骚体翻译；滕鼐孙（邓尼生）《战死者之蠕与孤》，用古体诗翻译，有“三吏三别”的味道。
英汉两种语言毕竟差异太大，特别是用中国古体诗翻译英文诗要做到形神兼备，谈何容易！但在诗歌创作上，人类灵犀相通，“隔岸声相应，笙磬本同音”。相比后来的译文，叶玉森因材制体，中西合璧，尤其是他的国风体别开生面，传诵不绝。
《科学时报》 (2008-10-31 B3 科艺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