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四川东北部一个既偏僻又贫穷的农村里，1961年，我考入中国科技大学。考上以后，从四川到学校，出川的唯一通道，就是成渝铁路和宝成铁路。要上大学了，我才第一次坐汽车，第一次乘火车。到达北京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第二天才有校车来接我们，只好在迎新生的接待站住一夜。迎新生的老校友当晚就教我们唱校歌——《永恒的东风》，这是我们郭沫若校长亲自作词，著名作曲家吕骥谱的曲，吕骥也是抗大校歌作曲者，而且作曲以后，吕骥亲自到学校教高年级同学唱这首歌。“又红又专、理实交融、团结互助、活泼英勇”，从此成了我终身的座右铭。

 

因为我是四川来的，不知道北京是个什么样，也不知道北方的气候是什么样，背着铺盖卷就来了，床上就铺一个床单。过了几天上课回来，看到床上多了一床被子，我感到很奇怪，就去找我们班主任陈老师，问是谁把被子给弄错了，放到我的床上来了。陈老师说，不是弄错了，你们这几天上课的时候，我到班上各个宿舍去转了转，发现你们南方来的很多同学，被褥都很薄，这样会冻坏的。这个褥子是组织上补助给你们的，你就好好学习吧。我激动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在第一个寒假中过春节的时候，我们的班主任没有与家人团圆，却跟我们这批留校的穷孩子们一块儿过，教我们包饺子，跟我们一块儿吃，大家心里感到非常温暖。

 

我们1961年进校的时候，也正好是我们国家经济处在最困难的时期，尽管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学校依然想方设法把伙食搞好。给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个管食堂的杨处长，他是从部队转业下来的，他整整一两年不回家吃饭，跟我们一块儿吃饭。吃饭时杨处长端着碗到处串，跟你聊天，了解你对伙食的意见。所以不管是在班主任还是在这位处长身上都体现了中科大的一种作风，他们说得少做得多，用行动使你感动，做思想工作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无形中就将问题解决了。

 

建校之初，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校长就提出了办校方针：“全院办校，所系结合。”在这种方针指导下，当时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很多是中科院大师级的人物。那个时候，大师级的人物能够放下架子，从一年级本科生教起，包括华罗庚、严济慈，都是从本科生一年级教起。我欣赏的不仅仅是他们讲课的精辟、清晰，更敬佩的是他们不但给我们传授知识，还传授学习的方法，让我们学得更好。

 

给我印象深的有华罗庚，我国著名的数学家，当时也兼任副校长，他给我们讲学习方法。他说读书要“从薄读到厚”，再从“从厚读到薄”。在读一本书的时候，不管读到哪一节，你把一些体会、注解往书上写；可能还会把别的参考书上讲的也抄点下来，写个纸条夹在书里。这样，当把书读完的时候就会发现在书里增添了很多的内容，所以书就厚了。但是这个过程只是你理解知识的过程，是把知识细化与深化的过程，这是最初级、最原始的一步。最后要“从厚读到薄”，每一章读完了以后要好好想一想，这章究竟讲了什么，主要讲的是什么问题，重点是什么，难点是什么，你要能归纳出几条来；把整本书读完以后，你也从头到尾仔细想一想，这本书主要讲了哪几方面的问题，有那么几条，这几条之间有什么联系，哪几条最重要。这个过程比“从薄读到厚”更艰难，而且也更体现你的水平。

 

著名的核物理学家钱三强，也给我们作过报告。他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有所为有所不为”。他说你们课学得太多，要门门考五分太累太苦，也没有必要，他说你就把主要的几门专业课学好，其他的就是扩大知识面，扩大广度，掌握就行了。其实，我们回过头来看，他的思想是很对的。这里有个关键，就是你一定要想好，哪些东西是要“有所为”，哪些东西是要“有所不为”，不要走偏了方向。“有所为”的方向一定要学得非常的好，好到什么程度呢？要好到使自己身怀绝技、掌握绝招、会干绝活儿。回顾中科大办学40多年的历史，实际上也是在贯彻钱三强先生这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思想，走出我们的特色路。

 

我们的系主任钱学森给我们指出了“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向。他说我们是理工结合的，对我们提出了3个要求：第一是工程分析中要用到的数学方法，也就是数学基础要打好；第二是自然科学的基础，也就是数学物理基础，特别是物理基础；第三是工程设计的原理和实践。他还对我们怎么写论文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他是给我们高年级的同学讲的，后来我也知道了。他说写论文有这样几点要求：第一，问题和概念的表述必须准确简练；第二，前提和假设的交待必须完整清晰；第三，论文中的数学推导必须严谨无误，不能有漏洞；第四，结论必须明确，不能有含糊其辞的表述。因为以前中学时候都是写作文，但是科技论文的写法和写作文是两码事。一直到工作以后，他的这几句话对我写科学论文仍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

 

郭永怀给我们讲课整整一年，他讲课的时候从来不带课本，有时候忘了上次课讲到什么地方了，就问大家，我们告诉他上堂课讲的内容后就接着讲下去。有一次我好奇地问他，那么长的公式是如何背下来的？他说只要真正理解了是用不着背的。从那以后，我特别喜欢推导公式，这也是我们中科大学生的一个特长。

 

一个大学，除了教书的任务，还有就是育人。我们学校不仅仅重视专业的学习，而且重视对大家思想政治上的培养。因为我们的校长经常可以请到级别非常高的一些领导人来给我们作报告，如陈毅、廖承志、聂荣臻等很多中央级的首长都曾到我们学校作报告，其中有些报告我记忆犹新。特别是陈毅的报告，他说：“我是外交部长，同学们你们是搞科学的，你们是我的后台，现在我们的国家还不富强，我当外交部长说的话人家不怎么搭理，同学们你们学好了，把我们国家科技发展起来，我这外交部长就好当了。”这些讲话使我们产生了一种非常强烈的爱国之情，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的学生都憋着一股劲儿在学习，都有一个愿望，那就是我们一定要学好本领报效祖国，让我们国家尽快强盛起来，扬我国威。也正是这样一股劲儿，使我们在学习上产生了很大的动力。

 

我们学校的校风，是“红专并进、理实交融”。当时有些人说，你们中科大“理不如北大，工不如清华”，是个四不像。尽管他们那么笑，但是我们中科大“一意孤行”，坚持己见，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下来了。实践证明，我们的办学思路是成功的。培养的学生既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又有很强的动手能力。所以有些单位评价中科大的学生：第一，能吃苦；第二，基础好，基础包括物理基础、数学基础和外语基础。说明“理实交融”的路子走对了，也走成功了。“又红又专”这个口号在1958年一建校就提出来了，对于科学家，什么是“红”呢？最基本的就是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并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作贡献就算红了。“专”就是要具有专业知识。我们中科大从一开始提出的口号就是非常务实的，既兼顾了政治思想这一面，又兼顾了专业这一面。中科大从成立到现在，已经50年过去了，直到今天，尽管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觉得“又红又专”依然没有过时。我要提醒我们的校友，要认识到思想的重要性，一个人的思想素质非常重要。无数成功人士的经验表明：“小胜靠智、大胜靠德。”就是说在事业上取得一些小成绩、小成果，靠专业知识、小智慧，甚至耍耍小聪明就可以做到；但是你要成就一番大事业，要做出大的成绩、出大的成果，就要靠你的德行。

 

一个要出家当和尚的人，先要扪心自问，能不能做到清心寡欲。同样，一个想做学问的人，要先问问自己能不能做到安贫乐道。从目前情况看，做学问的人至少衣食无忧，所谓贫只是相对的贫，和别人相比或许要差一点。那么怎么样“安”呢？有两层意思，第一个要安稳，就是贫不丧志、贫不移志。第二是心安，就是你的收入不要和你的同学比，也不要和你的同事比，更不要和社会上的大款比，这样你就心安理得、知足常乐，这就是安贫。那么乐道呢？我的理解，所谓的“道”，就是行道，或者说你所从事的工作。怎么“乐”呢？乐也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要乐于去干这个行道，也就是要热爱你的工作；第二要在工作当中去寻找乐趣，在工作的成绩当中去获得乐趣。假如你说知识分子太清苦，钱也太少，待遇也低，不想去干，想去挣钱，我就劝你趁早别进知识分子里面来，最好你去当商人。我对中科大怎么理解的呢？就是“科大科大，要做科技界的老大”。这就是我作为一个老校友，在我们建校50周年之际给母校的衷心祝愿，也是对在座校友的殷切期盼。

 

 

《科学时报》 (2008-10-31 B2 科苑走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