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大陆爆发“文化大革命”的1966年，在香江之畔，金庸继《明报》之后，又创办了其姊妹刊物《明报月刊》（“明月”）。《明报月刊》自创办之日起就致力于文化领域的学术交流与探讨，加之其一贯坚持恪守“独立、自由、宽容”的信条，因而有关文化领域的各种声音，无论派系，都可以在“明月”上找到。创刊40余年来，《明报月刊》在海内外华人心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种种原因之下，大陆的读者当年很少有机会读到这本刊物，基于此原因，策划人师永刚将“明月”40年余年发表的文章加以编选出版，形成了今天读者手中的“《明报月刊》文丛”。
策划人师永刚说，这套书诞生的缘起很简单：在《明报月刊》创刊40周年之际，自己获赠《明报月刊》的合订本。看过之后，觉得这些文章在中国的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加之《明报月刊》现任主编潘耀明与自己相熟，于是着手将《明报月刊》中的刊载文章加以选编，策划成书。去年作家出版社已经出版了“‘明月’四十年精品文丛”，今年新星出版社推出的“《明报月刊》文丛”应算是这个系列的第二辑，含已出版的《大家大讲堂》、《出入山河》、《茶酒共和国》以及即将出版的《大家收藏鉴赏》。
“文革”中延续下的血脉
师永刚所谓的“文献价值”不言而喻，《明报月刊》创刊的1966年，正值中国大陆一系列政治事件致使大陆文化界逐渐失语之时，文艺创作因必须为政治服务而难以反映作者内心的真实思想。在那段时间里，英国治下那一度被认为是“文化沙漠”的香港，反而为华语文化界延续了宝贵的血脉。
与《明报》的都市报章性质不同，《明报月刊》创办伊始就被赋予了极强的学术性质，类似大陆的《读书》杂志，金庸更是希望这本后来被亲切地称为“明月”的刊物能成为海外华人沟通的桥梁。当时，香港的刊物对大陆上层建筑领域并不关心，在师永刚看来，《明报月刊》可算最早关心大陆文学、学术、文化、思想的杂志。
虽非必然的因果，“明月”创刊后却也与“文革”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在2006年1月号上，金庸曾回忆道：“我们的决心是和‘文化大革命’对着干。”在他看来，自己一生活在中国文化中，除其糟粕可以，但要破除中国文化则是万万不可的。为了这个理念，金庸甚至许以生死：“人总是要死的，为了中国文化而死，做个读书人，心安理得。”
但是“明月”绝非一份有鲜明倾向的激进杂志，这也正是源于其“独立、自由、宽容”的信条。首先，“明月”的着眼点还是在文化上，因此文化和学术领域的探讨是其主线；其次，从发刊之日，“明月”便明确，即使探讨政治，也决不做任何势力的传声筒。
外交部原副部长章文晋的夫人张颖曾经在外交部新闻司任副司长，据她回忆，当年在外交部是能够看到《明报月刊》的。“香港那边用一个纸盒寄过来，因为是寄往外交部的，因此海关没有扣下。”当时，张颖正负责文化、出版方面的工作，因此对“明月”比较关注。“这份杂志标榜其客观、不属于任何党派，在政治上也没有鲜明的立场。它刊发文章，但是并不表态，大陆也有人将不能出版的文章通过各种途径找到它发表。”据张颖介绍，“明月”刊发一些言论之后，也并不抵触与之相对立的言论。
“群星”与“明月”
《明报月刊》40周年之际，香港虽然出版有合订本，但是却没有做分类编辑的工作，因此对于“《明报月刊》文丛”的结集出版，香港方面也很支持。金庸专为文丛撰写总序《群星灿烂月华明》，其中提到《新民丛报》、《新青年》、《语丝》、《新月》、《创造》、《小说月报》和台湾的《文星》等前辈刊物时言道：“我们的作者包括了全世界的华人，方面之广，大概已超过了上述那些前辈刊物……”的确，但看文丛中所辑选，便已然“群星灿烂”了。
金庸本人便是“群星”中熠熠生辉的一分子，因为《明报月刊》及其姊妹刊物一脉，本就与金庸密不可分，很难分清究竟是金庸成就了《明报》系列刊物，还是《明报》系列刊物成就了金庸。“第一辑出版了《金庸散文集》，金庸的散文作品在大陆还是首次出版，填补了一个空白。”师永刚介绍。金庸是“明月”第一任主编，至今也仍然堪称“明月”的精神领袖。谈道“明月”的历任主编，师永刚如数家珍：“金庸之后有胡菊人、董桥、张健波、古德明、古兆申、邱立本和现任的潘耀明，这些人都是华语文化界很重要的人物。”
在《出入山河》中，有吴冠中、张恨水、黄永玉、吴祖光、舒婷等人与你寄情山水，足迹遍布神州大地直至亚非欧美诸大洲。虽然是游记小品，但其中以作者的见闻，折射出各个时期、不同社会环境下的历史、政治、宗教、经济的面貌。有动乱中的萧条，亦有稳定中的安详，自然与人文相形互见，情趣盎然。
在《茶酒共和国》里，黄苗子、郑愁予、王蒙、北岛、高晓声等人推杯换盏、酌酒品茗，文人中从来不乏病酒好茶之辈。郑愁予好酒，其所撰《酒·侠·诗》一文中写到，台湾有一“酒党”，诗人痖弦为其所作《党歌》中，开宗明义：“酒是我们唯一的饮料……”豪气干云，堪称绝唱。旅美作家苏炜笔下的《台北访茶》中，他对茶叶店老板娘说着北平话：“回不去，解馋。”丝丝乡愁，令人动容。
《大家大讲堂》较之另两册的闲适而言，则要严肃不少，所收文章皆为对谈体式，对谈者更是不同领域中的明星大师。余英时抚今追昔，彻解“学术自由”；李约瑟旁征博引，审视“中国与西方”。若好电影，从胡金铨、萧芳芳口中可以了解香港电影人的事业与生活；倘喜音乐，有傅聪、傅敏谈论的中西艺术和父子深情；或爱棋道，沈君山、吴清源的言论也许能让读者领悟黑白之间的文化根基和人生哲理；更有科学家陈省身、杨振宁，让读者一窥科学中的文化因素。
向学术精神致敬
“明月”出自《明报》，但金庸却强调，二者实为相互独立的刊物，“明月”除了名称上与《明报》有关系，立场和内容必不受《明报》干预。而用《明报月刊》这个名字，也只是为了说明，《明报》愿意为一份不赚钱的学术刊物所亏累。然而，“明月”创刊伊始，虽未为《明报》盈利，但却将其声誉提高不少——后来《明报》从一个颇重武侠、马经之类内容的市民报章转而为知识分子阶层所看重，“明月”可谓功不可没。
师永刚说自己一直很钦佩“明月”能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某些学术话题的长期探讨：“比如‘红学’、‘中医与西医’，《明报月刊》探讨了几十年，至今仍在坚持，有时候可能是小一些的文章，但是这种探讨一直没有中断。”作为一本非专题类的刊物，能将这种传统持之以恒，编者的用心良苦可见一斑。那么为什么大陆的杂志很少有这样的案例呢？师永刚认为：“我们大陆读者的趣味变化太快了，今天是《红楼梦》，过不多久再是《诗经》。”读者的口味变化了，杂志的方向也就跟着变化。师永刚说自己不喜欢这种赶集式、跟风式的阅读——全民共读一本书。是啊，风过了，集散了，书也就不读了，讨论也就结束了。
上世纪70年代后，张颖可以通过在香港的儿子读到“明月”，近些年她又几乎每年赴港，因此她对“明月”的印象是比较完整的。由于曾经在文联任职，张颖同老一辈文化界人士多有过往，她认为：“‘明月’常刊载一些有分量、具批判性的文章，很吸引读者眼球，在文化圈得到大家的喜爱。它读者群广、消息量大，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影响也很大。
“文革”中，香港的文化界在做什么？改革后，海内外文化界对于这不平凡的30年又有何评价？40年来，华人文化界精英的文字在“明月”中汇聚，翻开这一系列丛书，对今天的读者而言，俨然是一次庄严的文化巡礼。
《科学时报》 (2008-10-23 B1读书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