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只用一言以蔽之，中关村20年来的发展，无疑是一个自主创新科技产业的发展之路。

 

创新科技需要有“知本”和“智囊”基础，一个成功的科技产业区的发展有两条基本路线：一条是注重引进大型高科技企业，有选择地吸引国内外高技术大公司进驻园区；一条是将智力成果、将园区内丰富的智力资源先演变为市场化导向的科技成果，再演变为高科技中小企业，进而发展为高科技大企业的过程。中关村地区拥有的200多家科研院所和近50所高等院校，毫无疑问成为这个地区最得天独厚的便利与取之不尽的创新宝库。

 

换一个角度，中关村20年来自主创新的发展之路，其实也就是一个智力资源不断产业化，并不断与市场反馈获得共通互动的过程。在回顾中关村20年的历程中不难发现出这样一个规律：在中关村，分别来自中科院和高校的两股创业洪流，成为推动中关村高新产业群发展的重要力量。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说法，肯定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迎来科技的春天。同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整个1978年既吹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同时也唤醒了中国科技人员的创新意识。

 

在科技体制改革的鼓励下，一些科技界有志之士勇敢地走向社会。1980年10月，从美国参观硅谷后回国的北京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陈春先率先在中关村创办了带有民办个体性质的北京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他的想法和行动与建国几十年来的科研院校体制产生了激烈碰撞，那些本打算一辈子埋头做学问的研究员和教授们，受到了强烈震憾，旋即，他们陆陆续续地加入了陈春先的队列，成为“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主要力量之一。对于中关村在当时的这场产业创新萌牙，《人民日报》曾以《中关村一场悄悄的变革》为题进行了报道。

 

现在提起中科院脱胎的高科技企业，很多人都不由自主地想到联想、曙光等知名企业，但是中国科学院的首家科技公司，却是当年在中关村名噪一时的科海。说起科海当年创建的过程与意义，用“摸着石头过河”来形容恰如其分。但是，中国科学院在改革开放以前，科研成果的转化工作是可有可无的，这种现象是科研体制造成的，所以，后来科海公司的创建，是中国科学院在改革开放中的重大创新举措，具有历史意义。

 

当年，中国科学院为加快成果转化，受海淀区科委的邀请，从各研究所抽调了十几名科技人员成立调研小组，去考察海淀区的社办企业，以承接科学院的科研成果转化工作，这十几名科技人员中，就有物理所的陈庆振。考察结果发现，这些社办企业都不足以承接当时的科技成果，最后，中国科学院决定与海淀区政府合作成立联合转换机构，对科研成果进行二次开发。

 

1983年5月4日，“中国科学院北京市海淀区新技术联合开发中心”在北京成立，这个开发中心正是科海公司的前身。最初的设想只是把科海当作在海淀区推广科技成果的一个机构，当时很多人甚至不明白“公司”的所指是什么，现在看来，以各方面标准衡量，当时科海成立的初期也不是“公司”的模式。

 

1984年科海公司淘到第一桶金，利润高达百万元，成为中关村的大公司。科海的成功启发了一批中科院的知识分子，四通、联想等公司的出现，为新的时代注入了鲜活的因子。纪世瀛说过，下海是当时最好的也是惟一的选择。

 

 

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同年，党中央国务院批复中国科学院《关于改革问题的汇报提纲》，次年3月，中共中央又发布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

 

就这样，一个宏观的经济决定，一个针对科技体制改革的具体措施，明确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此后，中国科学院的领导解放思想，坚持改革，突破重重困难和阻力全力支持各研究所和科技人员创办科技企业，技术先进出“中国科学院品牌”的高科技产业群，从而正式开始了一场宏大磅礴的科学家办企业的历史潮流：在1984年至1985年期间，科学院和各研究所开办的公司数量已经接近400家，有的研究所开办了五六家公司。为解决科研人员创办公司的后顾之忧，科学院还推出许多优惠政策，如副所长、处长可兼任公司经理，原职务保留，科研人员创办公司期间可以停薪留职，不愿在公司工作允许回研究所，退休后视为科学院工作人员，一切待遇不变等，这些优惠政策对促进科技人员创办公司起了很大作用。

 

1987年9月12日，国家经委和中国科学院联合发起创建的“科技促进经济发展基金委员会”；1993年更名为“中国科技促进经济投资公司”。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朱镕基对基金会的成立给予很大的支持，基金会对“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发展和腾飞起到助推火箭的作用，对中科院的企业更是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科技促进经济发展基金委员会成立后对中关村地区的科学院公司在资金方面支持很大，如对联想公司，曾一次就支持了1000万元资金。

 

直到今天，柳传志提起联想的创业史，仍感谢计算所的开明。在当时大环境并不适于创业的条件下，院所的支持是企业发展很大的源动力。

 

 

中国科学院自1983年5月4日开办第一家科技企业科海公司起，已经造就出强大的新技术产业群体，但是这种依托于国家科研机构下的产业群，与传统体制下的企业之间存在着先天的差别，因此，一种新的、针对当时历史环境下略显特别的产业群体的新的管理体制，应运而生：1988年3月，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周光召在全国科技工作公文上发展讲话，提出“一院两种运行机制”，后来被称为“一院两制”的建院模式构思。

 

“一院两制”的基本点是对中国科学院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两种不同类型的工作，根据其不同的特点和规律，采取不同的运行机制，管理体制和评价标准。“一院两制”的办院方针，符合党中央提出的改革开放的决策，从当年科学院的情况来看，也是科学院改革的必由之路。

 

在“一院两制”办院方针的指导下，各研究机构对其内部的研究单位的设置进行了大幅调整，中国科学院一大批科技企业成长起来了，加快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到1990年前后，科学院的高新技术企业逐渐壮大，1992年，全院科技企业的业绩已经十分显著，上交利税超过亿元，这时，“一院两制”的历史作用已经不容怀疑。

 

从1993年至2001年，中国科学院科技企业利润为85.89亿元，上交税金62.48亿元，其中，联想是中科院科技企业中的佼佼者。多年来在中科院计算所的大力支持下，不仅在国内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更跨出国门，收购跨国公司的业务，跨升为中国民族IT业里第一家国际性公司，这些企业不仅为国民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也成为中国迈向创新型国家的强有力支撑体系。

 

中国科学院科技企业群体的不断壮大，不仅为国民经济的结构调和发展做出了贡献，也再次证明了“一院两制”了的正确性。

 

1988年5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发布《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正式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它标志着高技术企业从此进入了不仅合理而且合法的正常发展阶段。借此东风，中科院产业群也在此后开始了更为迅猛的发展，并从中诞生了获得国际市场认可的联想、四通、曙光这样的公司，为中关村科技园区20年来的创新发展，贡献出了不可替代的巨大源动力。

 

 

 

 

和中科院一样，众多的高校也贮藏着庞大的创新成果与智力资源但无法付诸市场，实现产业化。与中科院不同的是，高校本身所携带的创新功能并非其主要功能，高校的特殊定位，决定了其在持续创新资源的支持上，不可能会有太多的优势。与中科院系产业群的形成有着同样的历史需要，高校科技产业的发展和繁荣，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同时也是自身改革发展过程中的必然。

 

事实上，中国的高校在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存在着多重的矛盾：第一，一方面高校由于学费受严格控制、长期偏低，因此主要依靠政府拨款维持，以此水平，即使维持现有的研究水平也远远不够；另一方面，高校也需要进一步生存和发展，必须寻找政府以外的资金来源。第二，高校因为其构成人员的特殊性，形成了大量有创意有想法的年轻人集中在一起，造成了一方面是创意涌动，一方面是实践无期的矛盾。第三，大学本身又附带了相当的科研成果，这些成果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钱”，只是看得到摸不着，由于中国的大学基本是以实用主义哲学的唯生产力论为基础，在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企业技术力量薄弱情况下，要将大学的知识和技术储备转化为生产力，前提条件是存在有创新动力、创新能力并敢于承担风险的企业，这与我国高校的传统定位不仅风马牛不相及，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完全对立的。因此接受企业委托甚至替代企业进行下游的技术开发不仅顺理成章，是政府所鼓励和期望的，也是历史发展的必须。

 

高校企业的创建可以追溯到1958年。为了配合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从大城市开始，全国许多工科院校创建了一批实习工厂车间。由于当时的校办工厂是高校附属的事业性质的基层单位，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还不具备“企业”的性质。它们只是作为大学生劳动实习的基地和对大学师生进行思想教育改造的场所。这种定位在以后相当长时间内乃至现在都对一些高校企业产生了无法摆脱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也有其积极的一面，但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其消极的一面更加突出地显现出来。

 

高校企业在“文革”中曾一度中断，随着70年代未期国家恢复高校招生制度，高校企业也得以逐步恢复。这一时期高校企业的发展主要贯彻国务院批准教育部等六部委的《关于进一步开展勤工俭学活动的请示》等文件精神，因此，高校企业具有明显的勤工俭学的特征。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需求旺盛的大背景下，高等学校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号召，积极投身国民经济建设主战场，大力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作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一种重要途径，不少高校创办和发展了一批科技企业。高校产业的发展进程，受到党中央、国务院一系列决策的有力推动：1988年1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同志在第三次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高等学校要“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社会服务，进一步发挥学校的潜力”。

 

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关村发生了两件中国高校办企业的大事件——

 

 

两件大事一件是北大方正前身北京大学新技术公司吸收了王选的激光照排技术，开始了大规模产业化、商品化的应用历程，此举成为北大方正技术创业史的企业发端；另一件是清华紫光前身清华大学科技开发总公司挂牌成立，正式揭开了清华校办企业创业的序幕。

 

在接下来的10年，方正、紫光上演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中关村高校企业创业史，也带动了整个中国的高校企业创业走向高潮。

 

北大方正集团在20年时间里，发展成为拥有信息、计算机制造、精细化工、金融及物业等产业，在国内设有34个分公司，在香港设有一个上市公司及在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设有分支机构的集团化、多元化、国际化的企业集团，成为高校科技产业的一面旗帜、全国高新技术企业百强之一。以国家重点攻关项目计算机软件平台技术为主要产品的北大青鸟有限责任公司，是国内最有影响的软件产业之一。未名集团、资源集团也在科技创新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清华大学更是努力开发学校的资源，和多方合作建立清华科技园，致力于成为中关村高科技企业的孵化器，为高新技术企业服务的各类机构已在园区运行，其中包括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已任的北京清华工业开发研究院、为新办的小型高新技术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的清华科技园创业服务中心，以及面向高新技术企业投资的国创国际高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等。入园机构可以充分利用园区的各种优势，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目前清华科技园已聚集了清华紫光集团公司、清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宝洁技术有限公司等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和跨国公司；以国家光盘工程研究中心、国家CAD支撑软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为代表的各种研发中心已进驻园区。

 

同时，清华大学先后与国内68家国有大型企业和28家国际上著名的跨国公司进行合作，成立了大学与企业合作委员会；通用汽车公司、IBM公司等都先后出资在高校建立了研究开发机构。通过多形式的合作，大大增强了高校科技产业的优势。清华建立了一整套政策保障体系，鼓励高校与大企业（包括国际大企业）、科研院所联合建立研究开发机构、开发技术中心等，鼓励企业把研究开发中心建在大学，使高校与企业在人才、技术、设备等方面互利互惠，共同发展，以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的能力和水平。

 

此后，一大批高校办企业，如同方等相继走向其各自企业历程中的高速发展期，先后上市，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为中关村的20年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们依靠持续创新能力，跃居全国高技术企业前列，跻身国际市场；他们“以人为本”，结合产业实践，不仅吸引了一大批创新人才，而且还培养了一批具有创新能力和市场眼光的企业家、管理人才，形成了发展高技术产业的人才群体，推动了企业持续、高速增长；他们以“技术＋资本”的方式，增强了在市场中的融资能力，还通过租赁、兼并和承包等形式，扩大了企业经营规模，实现了基础研究、高技术研究、科技开发和产业化的良性循环。

 

高校对中关村的贡献不仅仅是人才的贡献，知识的贡献，更应该是科技的贡献和产业的贡献。中关村一大批高校企业的成功，不仅仅为高校的科研力量与市场接轨提供了渠道，同时加强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推动高技术产业发展，自主创办或与社会联办了一批科技企业，成为中关村高技术产业园区中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关村的高校科技产业正在由小型化、分散化逐步走向集团化、规模化，在未来的20年中，中关村要成为全球创新的中心，在这个宏伟目标的实现过程中，中关村的高校企业大有可为之地。

 

 

中关村科技园区是我国成立最早的科技园区，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示范带头作用。20年来，以中关村为首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和科技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我国高新技术产业逐步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关村等科技园区的建立，有效促进了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国际化，促进了科学技术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在这个过程中，中科院产业群的成立和中关村高校企业的壮大，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总结其历史得失，对于以后的发展有着相当重要的借鉴作用。

 

可以说，中关村两大创业洪流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与政府的支持与创业者自身的主观能动性良好的结合分不开。回顾过去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在中科院系产业群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种中科院与主管机构紧密联系，互通情况的良好互动局面，从上到下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机制。

 

当年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在海淀区白颐路兴起的时候，面对新旧体制的碰撞，包括海淀区和北京市的政府部门领导，多数时候表现出了一种高瞻远瞩的胸怀以及开创精神，尽管期间也充满了各种争议，但基本上为中关村的技术创新和商业创新打开一道道关键性的绿灯。而当时一大批下海创业的科研人员，很多来自于中央直属和市属科研院所，他们本就常年在为中央政府部门和北京市担当着智囊的角色。当创新创业行动遇到困境，或是产生争论的时候，他们能够及时地将相关问题反映给政府相关部门。也就是说，双方的沟通机制一开始就处于一个相对畅通的状态。

 

而中关村高校之所以能成为中关村发展的带动者，很大程度上也沿于各级政府领导对于高校企业的重视。政府出台了相关的优惠政策，并创造整体大环境，以在极大程度上激活高校的科研攻关能力。高校发展高科技产业，一方面占有人才优势，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主渠道和重要阵地，能源源不断地培养并提供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后备人才，这些人才将是知识不断创新，技术不断发明的原动力。二是知识优势。知识和生产要素相结合是发展高科技产业的重要条件。高校作为传授、探索、创造知识的重要场所，其所承载和蕴含的知识存量十分丰富，这些知识一旦和生产要素有机结合，即能转化为一种巨大的力量。三是创新的优势。“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许多新知识、新思想、举世瞩目的科技成果、重大的科学发现都是从高校产生的。近些年，高校主动深入经济建设主战场，深入企业，深入生产实际，围绕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根据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需求，以市场和社会为导向开展科技创新，把科技链与产业链结合起来，多层次、多模式开展产学研结合，共同进行技术开发，共同孵化科技成果，共建技术创新中心、生产力促进中心、工程技术中心、科研生产联合体、校企合作委员会，有力地推动了我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中科院的研发人员和高校办企业是一个创举，同时也是一个充满着“边走边探索”的过程，因此其中一定会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不尽完美之处。

 

比如，在一些较早带着技术成果，参与到企业创办过程中的研发人员或者教授看来，如何界定这些高技术企业发展的原始资本，是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也有可能是一个必须要有人作出牺牲的问题。在这些研发人员看来，当年的这些企业通过自己的企业机制，在有关研究所的支持下，针对市场需求，将这些科技成果实现产业化，取得了“第一桶金”。虽然对于这一点，人们通常都会给予承认，但是对这些成果的知识产权并没有严格的界定，存在着相当大的随意性。由于没有严格的界定，后来有人就不承认有关的知识产权；或即使承认知识产权，但在评估这些知识产权的价值时，也存在着不同的方法。

 

此外，改革开放以来，中关村培育出了两万多家企业，其中包括联想、方正等闻名中外的高技术企业。中关村的这种贡献得益于它独一无二的科技资源，即中关村地区众多的中国顶级的高校和研究所。但是中关村并没有培育出等量齐观的企业家，因为一个好的科学家或者一个好的教授，往往不可能是一个好的企业家。但是在中国，很多时候，往往由一个科学家或者教授去担当企业家的角色，这给企业的持续发展带来了困惑，同时也为这些科学家或者教授的持续创新带来了阻碍。企业家也是有特殊构造的人，这种特殊和科学家的特殊性质一样，表现不同。就如同艺术家不可能成为商人一样，这也是高校企业、中科院企业轰轰烈烈20余年来带给我们的另一个反思。

 

另一个令人深思的现状是，中关村地区大学、科研院所创新资源积聚，但产学研主体结合不够紧密，因此创新成果转化不足制约着海淀科技园自主创新能力的进一步提升。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曾有一项调查表明，在中关村的新型“产学研”模式大体为三种。即：企业以委托研发等方式与大学院所开展合作；高校或技术人员以技术入股引进投资者成立企业；企业与国立研究机构共建联合实验室。随着各类新型“产学研”模式开始走向成熟，在中关村已经逐渐发展并形成了一种以企业为主体、权责利关系明晰的新型产学研契约机制，解决了利益相关主体之间谁是主要决策者、谁出钱、资源如何配置、利益怎么分配等关键问题，从机制上保证了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合作的市场化运作，以实现最大程度上的创新成果市场化，产业化。

 

《科学时报》 (2008-10-18 A2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