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女导演朱丽·泰莫2002年导演的影片《弗里达》（Frida）获得了6项奥斯卡提名，这仅是她继《提图斯》之后的第二部电影，就获得如此成就。人物传记影片中，如果说《莫扎特》给我们讲述了一个上帝赋予其能力的天才音乐家，那么《弗里达》则讲述的是上帝赋予其能力的天才绘画家。弗里达的画作是富含激情和想象的力作，她的画作抽象却直达灵魂、先锋却饱含痛苦，使人震惊并色彩绚丽，在她的画作中永远都能看到她的影子。

 

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卡罗（萨尔玛·海耶克饰）在情爱懵懂时期遭遇了车祸，下半身不能再站起来的她，面对男友的离去，拿起了画板。而那之前她曾经无意中偷窥过的壁画画家里维拉的风流韵事，似乎为弗里达的不幸留下了一个印迹。里维拉情欲的过度放纵在偷窥者看来是一种性的吸引，而在真实的生活中，却是像车祸一样致命的伤害。里维拉成为了弗里达的导师，后来成为弗里达的丈夫。身体疾病的困扰、丈夫的放纵使弗里达在左翼革命的沙龙中如鱼得水。左翼的革命激情和颓废天然地联系在一起，在迭戈的沙龙中，先锋革命分子在革命理想的召唤中，纵情地享受生活，革命并不是禁欲更不是对身体和欲望的压抑，而是一种释放。弗里达绽放出生命中狂野和大胆的性格，她毫不犹疑地喝完瓶中酒，和沙龙的女主人迭戈跳了一曲激情四射的拉丁舞。作为一部女导演拍摄的女性主义电影，对女性的凝视不再是劳拉·穆尔维意义上的男性视角和男性霸权，而是一种对女性魅力和权力的呈现。女人和女人的共舞如此美丽激荡，彻底颠覆了男人和女人之间必然关系的一种想象和预设。

 

弗里达始终都能够让人感受她的存在。她希望如此。她不压抑自己的身体同时也不压抑自己的情感。她喝酒、抽烟、寻找女性伙伴，疯狂地画画，这个颇具自我意识的女性身着墨西哥传统服装，色彩浓烈大胆一如她的画，成为她在场的一个标志。服装既是身体的私密性经验，同时又是身体的公开表达，通过服装，弗里达界定了自己的民族、国家、信仰和个性。身体的一次次手术、流产的打击和疾病的无边疼痛都内化在弗里达的灵魂和画作中。

 

当弗里达在经历过每一次事件后，在她的画作中都有所体现。弗里达的画作和影片的叙事互为注脚，影片完成了对画作的诠释，而画作则诠释了弗里达的生命。就像《莫扎特》影片中所诠释的音乐一样。当弗里达流产后，她画了想象中的倒在血泊中的女人和可怖的婴儿，这是她和自己的孩子。生命中的痛苦必须通过艺术的形式释放出来才能够缓解一分的疼痛。这是一个女性的身体，这是一种只有女性才能够体味的痛苦。痛苦的磨砺并没有让弗里达筋疲力尽，而是更加激发起她创作的欲望和摆脱痛苦的努力，这是一个在不幸中积极寻求生命意义和自我存在的美丽女人。

 

弗里达最终和丈夫离婚，尽管他们还是朋友，互相欣赏，但是一切往日的激情都已远去。当苏联老革命者托洛茨基来到墨西哥避难的时候，他和弗里达精神相吸，他看到了弗里达画作中的那个精灵，而弗里达也因被理解而再次打开了感情的禁锢。她和托洛茨基的疯狂爱恋，只是再次诠释了弗里达的不羁的个性和对自我的关注。就像她果断地剪掉自己的头发一样，她总是果断地作出生命中的决定，她不需要别人来证明自己，她只是努力地按着内心那颗自由的灵魂去生活。当弗里达在生命的最后，坐在轮椅上，只能用绷带和维持身体的钢筋作为“衣服”的她，叼着烟，看着镜中的自己画着自画像，画中的她更像一个雌雄同体者，有着女人的身体和乳房却长着一副男人面孔。这是一种超越性别界限的想象和冲动，在这种想象中，弗里达获得了一种超越性别和超越国家的自由。

 

朱丽·泰莫的拍摄风格极具张力，融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风格于一体，在表现弗里达和丈夫一起去美国的时期，将人物的瞬间不断地定格在画面中，成为一个后现代主义式的拼贴画作。墨西哥独特的庭院和建筑以及弗里达在庭院中培育的热带植物和弗里达死后栖身的那个大床，都是弗里达内在的独特生命激情的一种外化的景观表现。外在的景物和内在的生命胶着地没有丝毫裂隙，这正是导演的细腻之处。这部电影虽然处处是一种独具特色的风景、人物和画作，但这种呈现并非是一种迎合西方人视野的“东方主义”，而是一种对本土人物和风情的精神传记的影像呈现，是一种自我迷恋和欣赏，只有这样，墨西哥的风景人物之美以及革命的狂野和颓废才会被表达得如此淋漓尽致。

 

《科学时报》 (2008-10-16 B4悦读 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