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如何促进原始创新呢？杰尔带着他招牌式的微笑说：“放手让科学家们去玩，就像孩子一样。我在日本的时候也常常被问到这个问题，每次我这样回答，他们都说：‘别开玩笑了，说正经的。’可是我说的就是正经的——让科学家们去玩，去自由地探索这个奇妙的世界，凭兴趣决定自己的研究方向，不要给他们太多的‘命题作文’。很多看起来没有用的研究，比如说天文学，终将给这个世界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理查德·杰尔 简介
作为世界物理化学和分析化学的领军人物，杰尔是最早采用激光研究化学反应并取得成就的科学家之一。他的研究促使分析化学成为一门精密的科学。杰尔独自或与他人合作发表过700多篇论文，撰写了4本专著，并拥有50多项专利。
他1939年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的克里夫兰市，1961年获哈佛大学化学和物理学学士学位，1964年获哈佛大学化学物理学博士学位。一生获奖无数，特别是于2005年荣获沃尔夫化学奖。沃尔夫奖是世界上具有很高学术声望的多学科国际大奖。1976年由以色列议会设立，1978年首次颁奖，共设数学、物理、化学、医学、农业和艺术六大类。华人科学家吴健雄、陈省身、袁隆平都曾荣获该奖。
然而，杰尔的影响绝不限于学术界。精力过人、“人脉”很旺的杰尔曾经担任多种科研行政职务，其中1992年至1998年任美国国家科学理事会(NSB)委员，1996年至1998年任理事会主席，并在任职期间率团访问了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1997年至2000年，他担任美国总统国家科学奖评选委员会主席。由于对美国科学研究管理的巨大贡献，1998年，杰尔获美国国家科学理事会卓越贡献奖。
在中国，既是官员又是科研大项目负责人的现象并不少见，网上更是流传着项目所长、项目校长和项目局长的帖子，对这种科研与管理双肩挑的模式多有批评。
无独有偶，美国国家环境健康科学研究所（NIEHS）所长大卫·施瓦兹既担任高级行政职务，又运作庞大的个人实验室。
最近，施瓦兹因为从前雇主杜克大学聘请了过多的访问学者，触犯了美国联邦政府的伦理规范，而成为美国科研界的舆论焦点。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已对其采取特别措施：禁止施瓦兹在3个月的时间里涉足自己的实验室，并将实验室的12位访问研究人员送回杜克大学。
世界上真的没有人能够科研与管理双肩挑？
“我很荣幸地认为，我就是其中之一！”在接受《科学时报》报记者专访时，专程来北京参加诺奖论坛的沃尔夫化学奖得主理查德·杰尔教授，如此坦率地形容自己。
“我就是其中之一！”
现年68岁的杰尔是斯坦福大学化学系主任、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前美国国家科学理事会主席，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在科学研究和科研管理两方面都作出一流成绩的科学家。
据杰尔介绍，NSB（美国国家科学理事会）实际上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一部分，并不是一个单独的机构。根据1950年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法案》规定，NSF的决策层由NSB和基金会主任组成。基金会主任负责基金会的日常工作，如组织项目申请和评选等，而NSB是NSF的决策部门。NSB与NSF主任密切合作，实现NSF的目标和职能，促进美国科学与工程领域的研究和教育工作。
此外，NSB还承担两项重要任务。
第一，它负责监督NSF的运作，以保证NSF在美国总统和国会批准的政策框架中运行。也就是说，NSB要确定对于NSF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有哪些；同时负责批准NSF的预算大纲，核准年度预算，批准各种新的项目计划和重要奖项，比如万尼瓦尔·布什奖和国家科学理事会卓越贡献奖，等等。
第二，NSB以独立专家的身份接受美国总统和国会咨询，提供各种与科学和工程研究及教育有关的专业信息，也就是说，NSB是总统和国会的智囊库之一。
NSB由24位委员组成，他们均由总统任命，参议院批准。另外，NSF主任自动成为NSB的委员，参加NSB的各种会议。和NSF主任一样，这24个人的任期也是6年，每两年更新其中的1／3。NSB的委员都是来自工业界和大学的杰出人士，其专业背景分布十分广泛，既有工程技术和基础研究领域的著名科学家，也有公共事务、教育和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NSB每年举行6次会议，审议NSF的预算、奖项和项目，并提出一系列科学政策分析项目。在NSB的工作只是委员们的兼职工作，他们另外还有全职工作。
作为成功地兼顾了科研与行政的顶尖科学家，杰尔对和他身份类似的科学家提出很多独到的建议。他说，“任人唯亲”等偏袒现象确实需要大家时刻提高警惕，而且有时的确会出现公私利益冲突的现象。但就他的经验来看，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一些行政人员，同时也能做出优秀的研究成果。
杰尔认为，如果出现公私利益冲突的情况，必须及时向公众公开，而且在处理这些个案的时候要特别小心谨慎，那么，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因为说到底，这是一个追究责任的问题。媒体也可以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帮助抵制滥用职权。
杰尔说：“我坚决反对一刀切，也就是禁止担任行政工作的科学家申请研究基金。其实，科研行政官员如果知识丰富，而且活跃于科研一线，对他的行政工作也是很有帮助的。遗憾的是，我觉得在美国这样的人太少了。”
给NSFC找个竞争对手
“透明和公开是防治腐败的不二法门。关起门来、私下里达成的协议肯定有问题。”谈到如何防治学术腐败时，杰尔毫不犹豫地说。
“不仅对于担任行政职务的科学家是这样，对于其他科学家也是这样。举例而言，在美国，如果教授为某个公司作咨询，或者自己开公司，就一定要让学校和研究组里的其他人都知道。如果他有所隐瞒，一旦被学生发现，学生会有一种被剥削的感觉，这是不能接受的。”杰尔解释。
透明与公开原则也应贯穿于科研基金分配的整个过程。
杰尔认为：“每个国家在政府经费分配过程中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腐败现象。据我观察，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做得相当不错，在中国科学家中树立了良好的口碑。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主要依赖外部评审专家的意见，评审过程是公开、公平的。”
“但中国其他地方做得就不一定这么好了，”杰尔说，“有些行政官员的权利太大，足以左右分配结果。结果，很多项目申请是在走过场，只分配给了那些有关系的人。这对中国的短期和长远的科学发展都是极其有害的，所以NSFC的模式很值得中国其他部门效仿。”
另一方面，杰尔建议，中国也可以考虑建立一个与NSFC有竞争关系的基金分配机构，比如类似美国的国立卫生研究院。杰尔解释说，从表面看，这种竞争关系似乎会削弱NSFC的基金来源，但其实恰恰相反，在更多的人联合呼吁和游说下，国家会更重视对科研的投入，所以NSFC和这个新机构的理想关系是既竞争又合作的。
在谈到学术不端行为的根源时，杰尔介绍说，美国NSF设了一个叫做总监察长的职位，专门处理这类问题。他直接向国家科学理事会报告工作，而不是基金委主任。杰尔说，总监察长办公室并不是NSF的独创，实际上，美国的所有国家机关都有这样一个部门，职责就是确保联邦基金没被滥用。同时，国家科学理事会下面还设了一个审计与检查委员会（Audit and Oversight Committee），负责监察总监察长办公室，杰尔本人就曾担任该委员会主席。
“人就是人，是人就有弱点。”杰尔说，只有完善的机制才能限制人的弱点。
杰尔坦言：“实际上，美国科学圈子也发生过很多不光彩的事情。我曾担任审计与监督委员会主席好几年，碰到不少这样的例子。比如，项目评审人剽窃了申请人的想法，还比如拿科研经费去度假。”
“我不知道NSFC是否也有类似的机制，如果没有，我建议考虑成立。”杰尔说。
“放手让科学家们去玩”
在谈到中国科学家们正在热议的《科学技术进步法》修订草案中关于宽容失败的条款时，杰尔说，其实这个争议很容易理清：“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于基金分配是否公开、公正，经费是否真的分配给了最具竞争力的研究团队。如果是，那么并不存在是否应该宽容失败的问题。”
在杰尔看来，科学研究活动是时刻伴随失败的，高回报的原始创新项目必定冒着极大的失败风险。2005年，在法国图卢兹的保罗·萨巴蒂埃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的仪式上，杰尔就发表了题为《失败的价值》的著名演讲。
在那次演讲中，杰尔指出：“创新性的研究是无数次失败和极少的几次成功的混合。真正的研究乃是一部由错误组成的喜剧，其中错误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发生。不妨用丘吉尔的话来说，研究进展其实是怀着永不衰减的热情，在一个接一个失败的道路上蹒跚前行。倘若研究真正具有创新性，那么关于什么将会发生或将被发现，事先实在是没有多少可以预测的。创新性研究并非在某种表格上填空白，或者在已经很好地确立的知识边界上作些拓宽而已。当然这类活动也有它自己的地位，不过我不称它为创新性的。”
杰尔说，随着中国的国力不断增强和对科研投入的不断加大，中国科学家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也在突飞猛进，然而，真正造成广泛影响的论文数量的增长与论文总量的增长并不匹配，中国的原始创新能力仍然有待提高。
根据杰尔的经验，各种专家委员会比科学家个体更不愿意承担风险，如果完全依靠投票，获得通过的就只是那些很可能或者一定会成功的项目，然而科学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只有冒一定的风险，科学才能取得飞跃性的进展。
那么如何促进原始创新呢？杰尔带着他招牌式的微笑说：“放手让科学家们去玩，就像孩子一样。我在日本的时候也常常被问到这个问题，每次我这样回答，他们都说，‘别开玩笑了，说正经的。’可是我说的就是正经的——让科学家们去玩，去自由地探索这个奇妙的世界，凭兴趣决定自己的研究方向，不要给他们太多的‘命题作文’。很多看起来没有用的研究，比如说天文学，终将给这个世界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