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70%的国土是山地，山地是中国生态环境安全的重要屏障，关注中国的山地，实际上也是关注中国未来生态环境安全的基础。然而，中国直到目前还没有一个国家层面的山地研究总体计划，由于缺乏顶层设计和系统规划，还不能拿出国家山地生态环境服务功能的总体评估报告。”
7月26日，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发展战略咨询研讨会在中国科学院举行，会议讨论了国际山地综合发展研究中心2008年至2012年的发展战略和需求，主要关注喜马拉雅地区的水、环境和灾害的管理、气候变化影响下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变化以及减少贫困等问题。会后，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所所长、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中国委员会秘书长邓伟在与《科学时报》记者探讨中国山地研究状况时，格外强调了中国山地研究亟待加强系统性、综合性的问题。
山地研究至关重要
“从全球来看，陆域面积的20%是山地；在亚洲，40%的陆域面积是山地；而中国有近70%的陆域面积是山地。”邓伟介绍，中国是个山地大国，包括高原和丘陵地区在内，约有山地面积66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69.4％。山区人口占全国总人口一半以上。
“山地研究至关重要。”邓伟介绍，山地是地球陆地系统中具有显著绝对高度和相对高度的多维地貌单元，是地球表层系统中结构复杂，多种生态过程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生态环境功能多样而不可缺失，且对中东部区域有着强烈影响的地貌。山地提供全球一半人口的淡水资源，是目前地球上生物多样性保存最好的区域、全球自然保护的“核心区”、自然资源富存的主要区域。
“山地是中国的天然生态屏障，山地的保护与利用不仅涉及山地本身，还涉及整个国家生态环境的安全。”邓伟介绍，山地系统是森林、草地、湖泊和高原湿地等生态系统复合的综合自然体系，山地的生态屏障问题实际上是山地的多种生态系统的复合功能的综合效应问题。山地是水、土、大气、生物相互作用的复杂区域，也是泥石流、滑坡、侵蚀、山洪等自然灾害的频发地区，特别是其对水土的调控作用，会直接对中下游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山地是中国的“天然水塔”，在流域/区域可持续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很多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更是如此，因为那里山区来水占到径流总量的50%～90%。
2004年8月，成都山地所研究员陈国阶基于多年研究积累，编成《2003中国山区发展报告》。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宜瑜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指出：“山地是中国平原和城市的重要生态屏障；是河流发源地和水源涵养区；是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和景观多样性的汇集区；是著名风光景观名胜荟萃区；同时，山地也是全球变化的敏感区，是生态脆弱区。”
山地问题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1983年，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ICIMOD)在尼泊尔加德满都成立。该中心是一个为喜马拉雅地区8个地区成员国和全球山地生态环境保护和发展服务的、独立的国际研究和知识传播中心，目标是建立一个生态环境质量良好的山地生态系统，提高山区人民的生活水平。
“中国是该中心8个主要成员国之一，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的工作区域一半以上在我国境内。”邓伟介绍，中国政府对山地中心的经费支持一直居领先地位。为保障和提升我国在全球山地战略研究上的前沿性和整体性，拓宽我国相关科研机构与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的合作，作为中国政府的对口管理机构，中科院于2006年8月成立了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中国委员会(CNICIMOD)。
不仅是自然科学
谈起山区研究，很多人都认为，它就是涉及山地生态、山地环境等的自然科学研究，其实并非如此。
“山地的重要不仅体现在生态屏障功能上，更体现在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上。”邓伟指出，山区是以山地为主的人类活动区域，贫困地区主要集中在山区。山区居民的生产水平、生产方式、生活模式、社会传统、民族构成等，与平原和城市有明显区别。在中国，占陆域面积70%的山地拥有全国人口的50%，其GDP却只占全国的30%，发展与生态一样，都是山区研究应该关注的范围。
陈宜瑜则指出，山地“更是经济欠发达区、贫困区，是中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难点区。当前，中国山地的利用、保护、开发面临着若干尖锐的矛盾：丰富的自然资源与原始低值的利用；高海拔的地形区位与经济落后的低谷；巨大的生态屏障功能与脆弱的生态现状；急需大力发展的社会经济与原始粗放的生产方式。因此，山地生态恢复与重建离不开山区发展；而山区发展又与山区生态安全建设密切相关。如何在全国山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同时，促进山区生态建设，保障全国生态安全，并使全国区域社会经济得到较均衡的发展，是面临的重大任务和科学课题”。
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更是把山区发展作为其综合性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如农业以及农村收益多样化，提高山地群众的收入并使其收入来源多样化；文化、公平、性别和管理，加强地区和当地对自然资源及(文化)遗产的保护。
陈国阶在《2003中国山区发展报告》中说：“山地地区在中国地形上是隆起区，经济上却是低谷区。面对中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新形势，面对实现全面小康的战略目标，山地地区发展滞后带来的影响越来越明显，面临的挑战越来越严峻。山地问题，已不仅仅是山区本身的问题，而是牵连到全国能否持续、协调发展的问题。
可以说，中国实现全面小康的难点在农村，而农村的难中之难在山区农村。因此，研究中国国情，不能不研究中国山区；中国要实现全面小康，不能不重视中国山区的发展。”
邓伟指出：“完全停留在自然科学的层面上来认识山地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纳入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多学科交叉、融合及协同，在更高层次上，把山地研究和山区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
亟须顶层设计和系统规划
“山区研究如此重要，中国却没有一个国家层面的山地研究计划。”谈到中国山地研究的现状，邓伟遗憾地说，“中国的山地研究缺乏顶层设计和系统规划，以至于到现在中国还拿不出对全国山地生态服务功能总体评价的评估报告，例如，中国的山地山区到底能养活多少人，能给中国可持续发展提供什么样的资源支撑、生态环境服务功能的支撑，山地灾害的长期影响和生态环境恶化带来的生态服务功能的削减，对下游地区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等等。”
邓伟介绍，以往我国在不同研究领域和方向上对山地也作了很多研究，如有关生物多样性的一些研究计划，青藏高原的综合考察、调查，山地灾害专项研究等。但这仅仅是从学科的角度考虑山地问题，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看待山地问题。山地研究计划应把生态环境问题和社会发展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把山地研究融入到可持续发展的多学科交叉研究范围，吸收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和理念，这样，顶层设计和系统规划当然必不可少。
邓伟说，现在也有一些山地研究成果直接服务于山区发展，如山地灾害防治与城镇、道路、水电工程等安全保障，水土保持与山区生态农业建设，特色生物资源开发和综合利用等；此外，还有一些地区把山区发展和旅游结合在一起，如云南省打造中国旅游大省，四川省打造特色旅游品牌。“但这对广大山区的综合发展所面临的科技需求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山区发展还牵扯很多问题，如贫困的削减问题、城镇化模式与过程控制、山区生态环境保育与下游生态环境安全的经济补偿机制、流域的系统管理问题等。”
“在很多基础性科学问题弄清楚之前，就盲目地搞旅游、搞开发，只会造成不可逆转的生态环境破坏。因为山地是源头，它与中下游的关系‘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如果把源头破坏掉了，我们就会失去生存的根基。未来50年到100年，全球气候变化还会促使温度继续升高，这对我们的山地产生怎样的影响？目前大江大河上游的大坝建设，对流域水循环与水平衡和河口生态又会产生怎样的长期影响？可见，我们需要从更系统多尺度的角度看待山地问题，应该加强山地系统的定量研究。”邓伟说。
目前，中国很多资环领域的科研院所的研究都与山地有关，如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成都山地所、昆明植物所、成都生物所、新疆生地所、北京地理所等。邓伟认为，这些机构的研究亟须一个国家层面的山地研究计划加以引导。顶层设计和系统规划可以促使山地研究工作做得更系统更深入，从而在国际上更具有引领性。
陈国阶也指出，过去对中国山地、山区的研究从地质学、自然地理学、自然生态系统方面着力较多，但对于山区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演化的研究，与全国区域研究、城市研究相比，仍属较薄弱、被忽视的领域。
邓伟介绍，目前，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有大的山地研究计划，如美国从军事战略的角度着眼，注重军事需求的山地研究，已成立了6个专门的研究机构。中国不少研究人员也在积极推动一些大的山地研究计划的开展，如陈国阶所作的《中国山区发展报告》就是比较系统地研究中国山地状况的报告。该报告包括3部：第一部注重山区自然资源的分布、系统性的统计研究，也包括山地发展面临的问题；第二部注重研究山区建设中的问题，如山区聚落问题、可持续发展的途径问题等；正在进行的第三部，则承载着成都山地所“层面更高、提炼更丰富”的希望。
“我们希望更多的研究所通过联合介入山地研究，更希望国家能尽早制定一个国家层面的山地综合研究规划与行动计划，整合目前所有的山地研究工作向系统性、综合性集成。”邓伟说。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在2006年6月祝贺成都山地所建所40周年题词中写道：“认知山地科学规律，服务国家持续发展。”指出了山地研究对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与战略性。他的战略眼界和深邃的科学理念将积极指导、促进中国山地综合性研究不断攀登科学高峰，极大地激励山地科学研究者们致力于山地科学的发展，并为山区发展不断作出基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重大贡献。
